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中的妇女形像

土地革命时期，伴随着湘鄂西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湘鄂西土家、苗、汉各族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作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中有相当篇幅真实地反映了苏区各族妇女投身和参加革命的历史事实，塑造了湘鄂西苏区妇女的群体形象。红色歌谣表现了湘鄂西妇女与封建势力进行彻底抗争的精神风貌；红色歌谣里的湘鄂西苏区妇女是拥军的模范；红色歌谣里的湘鄂西苏区妇女是拿起枪杆，投身革命的英勇无畏的战士。这些形象记录了苏区妇女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丰富了民间文学中妇女形象的内涵，展示了苏区妇女的精神风貌。     

乡土美学与民间理想的艺术礼赞——苗族民间锉花的审美特征

苗族锉花是湘西苗族民间剪纸的代表工艺,和一般的剪纸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除去创作主体与实际功用的差异外,苗族锉花的审美意义表现为对生活的诗化,表达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的“福”、“禄”、“寿”、“喜”等价值的追求。苗族锉花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实现着人神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传递着对于民间神灵的衷心祝祷和美好祈愿,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世俗信仰的超越。     

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宝鸡民间歌谣探究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是生长在土地上的最接地气、最生态化的语言艺术.民间歌谣反映的是当地民众的真切情感,具有质朴、自然、清朗、真实等特点.基于艺术人类学的民间歌谣考察,就是在"音乐人事"中做"田野",将所涉及的场合、情景也纳入民间歌谣的考察内容之一,从而理解民间歌谣的思想与行为.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李大钊“民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大钊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相结合,提出了“民彝”思想。这是他对民国早期民主建设的初步理论研究,“民彝”政治观和“民彝”历史观是其主要内容。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纲常教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李大钊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民彝”思想中所包含的重视群众主体地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唤醒民众政治觉悟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晚清民国湘西屯政与白帝天王信仰演变

屯政是晚清民国时期强加在湘西人民头上的一项沉重负担,对湘西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上,就是民间对风调雨顺和农业丰收的祈求。因此,屯政实行后,白帝天王的神格和故事逐渐由对“审判”的强调转向对“祈雨”的强调,体现了地方官和湘西民众在屯政压力下对农业丰收的渴望。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色歌谣初探

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右江军民通过音乐手段来推广革命道理,创作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红色歌谣。他们用流行的革命歌曲、民歌、民谣等形式在圩场、会议、学校通过教唱、对歌、演唱、传唱的方式控拆黑暗社会、发动民众,讴歌农民运动及战斗生活,赞美苏维埃建设,表达了右江民众热爱党、热爱红军和积极参加革命的朴素情感,具有明显的革命教育和文化传播作用。     

论红军在宁夏期间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历史意义

以宁夏为主要战场的红军西征战役是长征史上的重大战略行动，它把陕北苏区拓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征红军在宁夏驻地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关于新世纪高校教师基本素质的几点思考

赤色邮政。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和红军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建立起来的邮政机构,在各根据地内部及根据地之间起着通信联络和传递军情的重要作用,为红军在对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和战斗的胜利提供了信息保障。并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以其特殊的方式,宣传了红军和苏区的存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伟大历程。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历史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丧失后,红三军依据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原则,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和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试析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思想政治工作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初创、形成、曲折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发展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队伍、强化了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等,为夺取革命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同时也存在肃反扩大化、干部培养策略失误等不足,这些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各领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深刻启示。     

论贵州的红色文化旅游

在贵州多元、多彩的文化"千岛"中,"红色文化"丰厚而深厚,比如辛亥革命、红军长征、抗战后方等。以此形成的红色旅游十分典型,其中两大红军主力在贵州长征而形成的独特红色文化旅游被称为"红色经典"。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山水风光旅游、民族风情旅游等的深度融合,可形成世界级的高品位特色旅游。     

焦作民间歌谣文本中“比”的修辞艺术

焦作民间歌谣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地方民间文化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它大量运用传统"比"的修辞手法,即强化修辞主体的切入,渲染其对立意义,将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对比中突出其差异,使比较、比喻和比拟的修辞艺术交相辉映;以日常生活经验为立足点,广泛使用明喻、隐喻、借喻修辞手段,使之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格调;把抽象的事物纳入人类社会的情感世界,使歌谣中的民间特质具体可感。     

木门会议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

木门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军事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为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后来的反敌"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的扩编和地方武装力量的加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女红军的旗帜——试论长征途中女红军的革命性及女性感受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既表现出革命的一面:抬担架,救伤员;鼓动宣传、沿途扩红;搞运输、保供给;勇斗张国焘;反对家长专制。但是也有作为女性的特殊感受:克服“三期”(经期、孕期、生产哺乳期)的特殊困难。正因如此,女红军的旗帜高高飘扬。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奠定了我党我军的人才培养模式。其特点是：因地制宜,注重实际,挖掘和培养本地人才;发挥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促使党团军人才齐进步;支持农协斗争,着力培养农运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