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浙军”的现代境遇

“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沈从文为世人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神奇、浪漫、多情的湘西世界，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声部。湘西的文化特征和沈从文的文化秉赋是一种杂糅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以楚巫文化为主的文化。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与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就因为他以现代的美学观念对家乡的独特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作出了苦苦的追寻与思索。     

满汉文学传统的化育——路地“以俗为雅”的诗学选择

路地选择“以俗为雅”为其诗学的美学追求。其“小诗”理念,与民间俗文化“大道至简”的审美观暗合。而“小诗”中的微观元素诸如象、境、韵、体也被其表征为“俗物”“凡境”“合辙韵”“民间文艺体”。但通俗表象充当的只是畅情达意的前提或是通向雅致的过渡。路地真正追求的乃是“以俗为雅”,或说“化俗为雅”。通过哲思的贯注、思理融入伦理、心灵真光的照耀,路地营建了理趣、德趣、灵趣交织的雅境。这种俗象加雅蕴、“以俗为雅”“雅俗共赏”的诗艺取向,既是“宋诗美学”的延续,又是满族俗文学的延伸,是满汉文学传统共同化育的结果。     

杨丽萍舞蹈作品中民间文化意象的阐释

民间文化意象源自古老的神话传说及与之相关的宗教仪式,它们承载着原始先民的生存状态、原始信仰和观物运思方式。杨丽萍的舞蹈作品运用"月亮"、"火"、"雨"、"树"、"孔雀"等民间文化意象来参与舞蹈意境的建构,从而使她的舞蹈作品呈现出丰厚的诗意蕴涵和独特的审美风格。     

从此刻到永恒--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想象化历史抒写

在中国市场化年代文学中,先锋历史小说是一种极具个人化气质的艺术经验.它以种种奇幻怪诞、偶然神秘的想象创造了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在虚构的历史真实中探寻历史的真相;它以历史碎片的形式取代了规范理性的历史整体,在具有诗性关感的破碎化历史情景中暗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它在消解了现在时间和具体历史事实之后,为我们留下了一种永恒的历史气质和文化精神,从而为市场化年代人们的生命与生存建构一种理想与神话的可能.     

民俗与民族文学审美研究

民俗与文艺学之间存在着独特而不可忽视的联系,它为美学提供了一道亮丽的色彩,铸成了文学审美的民族心理。民俗不仅是文学的背景材料,更是文学民族性、人文性、情感性的审美体现,应该说,民俗对民族文学的审美心理具有深远的影响。     

玄学与科学之“殊途”与“同归”——以中日建筑民俗的比较研究为视点

从中日建筑民俗的变迁中,体味两种文化背景所铸造的民俗特征及所构建的文化空间,有助于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从＂龙＂、＂气＂等风水理念之差别入手,对中日建筑民俗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展示出我国两大风水流派＂形势宗＂与＂理气宗＂的吉凶观念;对照证实主义的科学方法和自然生态景观理论,剖析两国建筑民俗变迁、发展的要义及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风水＂在中日建筑文化中都有着长久的传承,应该给＂风水＂一个生存的空间,留待进一步研究和感悟。民俗中的＂玄学＂部分,其中有些神秘文化现象虽至今仍未能以现代科学加以解释,但其与＂科学＂并非一定存在矛盾,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两者的切合点,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妨令其共存。     

沅湘傩歌的音乐特征分析

沅湘地区傩歌根植于沅湘大地，附着于傩堂法事及傩堂戏（剧）的各个环节，其音乐调式的多样性、旋律发展的朴实性、音乐结构的简单性、音乐取料的地方性、衬词滑音的方言性、音乐节奏的自由性和简洁性等风格特征与沅湘地区独特的生境文化、民俗风情关联紧密，彰显出鲜明的沅湘地方音乐的风格特征。     

论中国画意境中的诗性建构

中国自古以来所表现出的文与艺浑整未分、互通有无、彼此不分的状态。使诗性和画境呈现出完美的一律性．在心理的熔化下形成“异迹而同趣”的审美意象。通过“禅意—诗意—画意”的途径,将景随时易的日回月周、寒署易节作为审美的对象。中国画意境中的诗性建构使绘画真正成为一种“时间品味方式”。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以诗性的神秘主义情怀提高戏剧美感——曹禺剧作的诗性研究

体现着"最高意义上的诗"的曹禺戏剧,在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之间通过诗性的艺术手段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创作主体的诗性情怀赋予曹禺剧作迷人的感性色彩,源于原神隐喻的创作背景开拓了曹禺悲剧的表现空间,感性的神秘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涵,而立足于打破禁制的命运反思在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用诗诠释着精神自由的概念.这些是曹禺超越绝大部分剧作家的特有能力,也是曹禺剧作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审视依然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并被广大欣赏者所接受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