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中的税收立法问题研究

服务于社会公平目标,立基于中国国情,完善税收相关立法,给予捐赠群体、中介组织、受赠群体等以税收优惠,对于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税收立法,应在合理限定其组织规模和商业活动范围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票证和专用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以规范税务管理;而捐赠群体的税收立法,应在尊重基本国情的前提下,通过对所得税优惠尺度影响因素的科学考量和流转税减免的特别关注,给予该群体以充分立法保障.同时,捐赠企业的员工、中小股东的财产权利保护等亦应在相关税收立法中予以兼顾.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公共品社会动员机制——关于慈善捐赠的一个理论综述

如何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和物资投入到公共品的供给中已成为解决社会公共品供给困境的首要难题.从国外经验来看,慈善捐赠等自愿供给机制将是一个可行途径,不少学者也对该问题展开了理论研究和探讨.本文对其中关于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影响慈善捐赠规模的因素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以试图为将来的实践操作提供理论借鉴.     

美国大学慈善捐赠作用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慈善捐赠。宗教组织、公民个人、企业家、基金会和校友是慈善捐赠的主体，慈善捐赠对提高大学的师资水平，改善大学的基础设施，资助贫困学生，帮助黑人等有色人种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女性受教育层次以及大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大学接受慈善捐赠对大学发展的作用对我国大学扩大资金来源以及大学的自身发展有着多方面启示。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破解慈善公信力困境：可追溯系统原理运用的理论与实证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境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治理慈善机构物资管理的混乱状况，实现捐赠物资的全局管理和调配，接受外部监督，即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化。引入可追溯原理于慈善事业运作链条，将可追溯系统与慈善物资管理进行对接，建构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慈善事业透明化，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能够切实发挥应有的优势，政府和慈善机构因此都有激励使用可追溯系统。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制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营造慈善捐赠氛围。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分析比较中英慈善组织腐败问题的法律监管

"郭美美"事件将人们的视线从一直备受关注的政府腐败吸引到慈善腐败,使慈善组织一度陷入信任危机。英国的慈善立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在监管方面,设立了专门的慈善委员会,采取分层登记方式,建立了财会公开制度以及完善的自律机制。这些对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法律监管制度,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防治慈善腐败问题的产生大有裨益。     

中国慈善立法:历史、现状及建议

中国慈善立法,从历史到现实都已有实践.历史上,民国政府有过三十余年的慈善立法实践,颁行了一系列关于慈善团体监管、慈善捐赠与褒奖、慈善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继受与移植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的两大特点.现实中的慈善立法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若干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已无法适应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开展慈善基本法立法.新的慈善基本法迫切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其他各部门法关系;明确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理顺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在立法内容与方式上,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慈善”的概念和基本定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吸纳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应实行开门立法,打破依靠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局限,让慈善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     

中国慈善捐赠法制化论纲——以5·12震灾中的新闻事件为线索

5.12震灾中的慈善捐赠既发挥了中国传统模式的作用,也展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重大作用。在此背景下,多元化的慈善主体和慈善方式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过于保守的立法思想以及相关重要制度的缺失都将严重影响多元化慈善力量的培育与发展,又由于缺乏有效竞争,我国慈善组织的自律与监管制度都还亟待建设与完善。5.12震灾中的经验是我国慈善捐赠法制化的珍贵素材,认真反思与研究这些素材将是我国慈善捐赠走向法制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回归生活世界”理念下的慈善教育

作为与道德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然延伸，也是现代慈善发展对慈善教育提出的内在要求。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回归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生活其中的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以及使人们建立精神储备和实践养成的未来生活世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回归生活世界的慈善教育首先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实现，还可以采用“移情”的启发式教育、互动式的参与等方式。面对孩子的慈善文化反哺，家长应该积极回应。把慈善教育纳入家庭教育，需要家长的慈善自觉，需要慈善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全社会关心支持慈善教育的合力。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的影响开始凸显。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不但影响人们是否捐赠，而且影响到捐赠额的大小。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需要合理利用同辈群体对人的影响，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激励促进慈善教育。这种激励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发挥好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的激励作用，学校、家长和社会必须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进步,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主体格局、募捐筹资机制、捐赠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监督透明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在慈善捐赠主体格局方面,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捐赠网络,个人与企业捐赠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传统基金会格局被打破,私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在募捐筹资机制方面,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在捐赠组织管理体制方面,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由"条块分割"开始逐步走向"综合协调".在监督透明机制方面,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慈善组织评估机制,完善慈善捐赠的公开透明机制.     

慈善捐赠的道德省思

慈善捐赠是具有深刻道德意蕴和时代价值的高尚义举.对慈善捐赠的道德评价,需要处理好财富状况与道德水平、捐赠数量与道德境界、适度匹配与道德良心的关系.人们对被动捐赠行为的指责,是一种来自于对灾区人民的同情与对富人群体的期待之间的不和谐现象.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个人捐赠的模型与制度分析

文章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个人捐赠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捐赠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对基于Cobb-Douglas效用函数假设下的完全刺他主义和部分利他主义模型进行了推导,在此基础上考虑税收因素,推导了税收与捐赠的关系.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提出了捐赠制度设计的原则.     

论慈善文化的道德意蕴

出于对我国当代慈善事业落后的历史反思和寻求敉平当前分配差距的“第三条道路”,慈善文化越来越受到国人关注。慈善文化主要包涵观念、制度、行为三个相辅相成、共生共进的层面,具有心理平衡、认识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和推动经济发展四大功能,我国应通过公正评价慈善行为、教化养成慈善观念、营造整体慈善氛围来引导人们共同参与慈善事业,在慈善活动中提升公民的道德境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美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研究

美国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对慈善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而中国政府侧重行政手段,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美国慈善组织的注册程序比较简单,注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身份;而中国的慈善组织注册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侧重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其次,在税收管理上,美国政府侧重发挥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而中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覆盖面窄,对慈善组织激励功能有限。第三,除了税务部门以外,美国的州政府和州检察长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有很重要的监督和管理责任,而在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审计采取的是多主体模式,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