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观视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知识体系框架及其理论实践意义

知识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体”与“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一对范畴,考证体用观的古代起源,梳理体用观的近代背离,有助于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脉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地位及其体用贯通、明体达用品格。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命名来说,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具有标志意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为这次工作布置会议提供了理论主旨框架。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思想材料,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由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文化安全、网络文化、文化润疆等核心概念构成的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框架之体,不仅要贯彻落实到实践工作之用中,而且要对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包括中国边疆学构成基础支撑。     

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改造与转进

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继“中体西用”与“西化”论思潮后,梁漱溟以“意欲说”文化哲学对“西化”论展开了再否定,但却重蹈了体用割裂的覆辙。此后,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论哲学建构对梁漱溟的思想予以改造与转进,从而以体用一致原则构建了一种堪称“中体新用”的中西文化融合理论模式,在唯心主义路线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综合的理论任务。全面梳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思想发展进程,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发展规律以及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 坚持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本质特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诸多观点的创新与突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至上鲜明立场和文化自信重大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以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观；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以坚守中华文明主体性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观。习近平文化思想达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指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正确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变”与“不变”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伴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历经“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反思”到“文化自信”的不断跃升。这些跃升,深刻反映了不断进步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持续影响,深刻反映了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既有形式的变化,也有内涵的变化。但这些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并没有背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核心思想,在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中,始终坚守着一些不变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方向没有变,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根本保障没有变,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根本方法没有变。     

泛娱乐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播：困境、方法与走向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经历了“批判性继承—建设传承体系—文化软实力”这一渐近而交叉发展的过程,从“阐释时代”进入“娱乐时代”,在现代传媒体系中身陷囹圄。在娱乐沉浸传播中,传统文化被预设进入通俗性、大众化等大众文化的“法西斯化”框架,人为地将传统文化“奴驭化”。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要走出二元对立,走向多元中和,走出体用思维,走向文化交往。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的理论之争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很大程度上围绕文化财产的“文化性”和“财产性”展开，由此在文化财产返还问题上导致了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国际主义的理论之争。正确理解文化财产返还争议中的理论之争，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必须认识到文化财产“文化性”的一面，承认文化财产与特定国家、民族或群体之间的特殊联系；其次，合法规范的文化财产流转必不可少，关键是如何恰当地界定流转的方式和内容。     

浅谈“知行合一”与企业文化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主题.“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发展,“知行合一”思想在企业文化构建过程中,对其价值核心、功能以及企业形象的塑造等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建立企业文化,利用古代“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的企业文化进行新的解读,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20世纪重视文化建设的三位政治家,毛泽东同志毕生关注着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文化书社”到“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始,以“文化”终。邓小平、江泽民的文化思想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其理论框架与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每一时期领导人的文化思想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文化思想的特征,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文化转型与鲁迅的直译理论

对鲁迅的直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评价历来微词颇多,角度也多是直译与意译的“信、达、雅”之争。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鲁迅的直译理论有其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鲁迅的直译理论所植根的思想文化土壤使其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带有必然性。     

论《东方》杂志的文献价值

《东方》杂志是中国自有杂志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种，在近代中国期刊出版界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出版期刊方面，它像一本“杂志的杂志”，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在政治倾向上有联络东亚，反对西方的演变轨迹；在思想文化领域，不仅留下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而且在“新学”与“旧学”之争及随后东西文化大论战中，亦有身与其中和思想引导两方面的影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牢记使命 服务群众 努力做好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党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不论我国改革发展推进到什么阶段．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不能丢。”通过参加中宣部举办培训班学习研讨．我们对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深感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体会到要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定要在“抓住灵魂”、“活力生命”、“实现价值”上下工夫、取实效。     

高校文化软实力探析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研究文化软实力和高校文化软实力,先要对文化的定义进行理解和分析;要从多视角来分析文化软实力这18种“力”是各种各样“力”的有机融合;深度分析高校文化软实力5个方面：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创新体系、校园文化、学校品牌。因此,提升高校文化软实力要在这些方面切实加强建设。     

儒家思想的传者本位回归与超越

儒家传播思想,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一份非常重要的遗产,影响深远,衣被中华数千年。在人类迈向21世纪、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时候,探索儒家传播思想对东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儒家传播思想的考察,既要历史地回顾儒家传播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又要阐明儒家思想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价值。揭示出儒家传播思想的产生发展的“传者本位”——“受众本位”——“回归的传者本位”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     

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念

<正> 现在我们常讲的“本体”(substance),是一个翻译名词,有时也译为“实体”。在我国古代,也有“本”、“本根”、“体”、“本体”、“实体”、“体用”等名词。在哲学史上,“本体”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和西方,本体一词在不同的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不同的含义。中国所固有的本体观念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北宋晁说之讲:“体用本乎释氏。”(《困学纪闻》引)清初李顒也说“体用”二字出于佛经,出于惠能。近人也有认为“体用”观念始于王弼。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本文想考察一下中国哲学中本体观念的源流,以及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观念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