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汉语“掀揭”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近代汉语时期,义元“掀揭”从“发”“开”中独立出来。“开”在近代汉语时期仍有用于“掀揭”义的用例,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保存。“发”则未见。在“掀揭”概念场中,概念场成员从“揭”一枝独秀,到“揭”“掀”“撩”三者并存。现代汉语方言中,“揭”“掀”“撩”在南北均有分布。“揭”“掀”有一些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从“举”义到“掀揭”义;从动作到状态;从“举”义到“翻动”义;从“掀揭”义到“揭露”义。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结裹”的历时演变与词义分化

“结裹”本为动词短语,在隋唐时期发生词汇化.在使用的过程中,“结裹”常常写作“结果”,后来“结果”使用频率增加,而“结裹”在明清文献中不再使用.但在元明清文献中却有“搅裹”“搅果”“浇裹”“嚼过”“搅过”等词,是“结裹”音近异写的同义词.随着词形的变化,“结襄”词义也在“结果”与“搅裹”等词之间发生了分化.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从“象”“像”的区分看规范化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在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以前,“象”和“像”本来是两个字,用法不同。此后,“像”被当作“象”的繁体字处理,“好像”“像……（一样）”等的“像”都被简化作“象”了;只有在两个意义可能混淆时才使用“像”字,如“肖像”“画像”等。在以后的30年中,可以说,“象”和“像”基本上不分了,都写作“象”。但是,1986年6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的调整有一个说明,其中“像”字又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而重新使用,“象”和“像”的使用又恢复了原来的分工。据此,在“好像”“像……     

“三”的词义及其中的文化内涵

“三”能作“终”、“极”解,是同古代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三”言“多”时,往往可直接释为“多”或“多次”等,言“少”时,需随文释义;“三”反映了古人“三位一体”的思维逻辑;“三”与“参”在古文献中常互通互训;“三”在古文献中有时同《易》学和五行说搭界。     

《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金瓶梅词话》中表时间、处所、方向的介词有“在”、“到”、“于”、“打”、“向”、“自”、“从”、“往”、“至”、“望”、“朝”、“比及”等12个。这些介词的一些用法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但更多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而由别的介词承担了。     

新序試論

談到汉代的散文,“新序”是值得介紹的一本散文集。“新序”汉刘向編著,从汉代到現在,大家都无异議,只有唐司馬貞“史記”“商君列傳”“索隐”說“新序是刘歆所撰”。“歆”应是“向”字之誤。虽則刘歆在成帝“河平中受詔与父向领校秘書”,“新序”的編著,刘歆也可能参与其事,但“汉書”“艺文志”、“刘向傳”,“隋書”“經籍志”,“旧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艺文志”等都說“新序”是刘向“所序”、所著或所撰;同时在“新序”“杂事”第四中也有“臣向愚以‘鴻范傳’推之”的話:知为刘向所編著无疑。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旬（一）

特指问句是指用疑问代词作为疑问焦点的问句。山西方言特指问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疑问代词上,疑问代词在官话区和晋语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晋语区问人的疑问代词有单数“谁”复数“谁们”领格“谁家”等;官话区没有复数形式和领格形式,问人代词有“谁”或“哪”,还有很古老的“孰”。问物的疑问代词“甚”主要出现在晋语区;“什么”及其合音形式“瑟”“嗦”等主要出现在官话区,“啥”既出现在晋语区也出现在官话区。问处所的疑问代词在晋语区和官话区都是多以“哪”为词根构成,吕梁片的“阿”不应是“哪”脱落声母的形式,而应是来源于近代汉语代词“阿”。问时间时山西方言多用“甚”“啥”“多”“哪”和“什么”及其合音形式为中心,与“时候”“会儿”等构成疑问代词。     

《黑格尔辞典》试写条目(选登)

实存Existenz黑格尔逻辑学“本质篇”的基本范畴,由本质到现象的过渡环节。“本质”进入“实存”,从而表现于外,就成为“现象”。在《哲学入门》中,“本质篇”的现象阶段的第一范畴是“物”,“实存”是属于“物”的第一环节(格3.124);《逻辑学》则相反,把“实存”作为“现象”阶段第一范畴,把“物”作为属于“实存”的环节(逻下.115—138);在《哲学全书》里,“实存”却被列在“现象”之前,本质经过“纯反思规定”、“实存”和“物”,从而超出自身,进到“现象”(小逻.241—275)。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谓之"句中被释词的位置

“谓之”句中被释词的位置 ,既非一概在“谓之”前面 ,也非全部在“谓之”后面 ,而是兼而有之 :在训诂著作中 ,被释词多在“谓之”之后 ,也有少数在“谓之”之前 ;在其典籍中 ,被释词多在“谓之”之前 ,也有少数是在“谓之”之后的。     

浅谈副词“可”、“真”的用法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常弄错副词“可”“真”的用法。本文针对此,分析了“可”、“真”的归属问题;“可”、“真”在句法中分布的特点;“可”、“真”在篇章中的具体用法以及“可”、“真”的共现问题。     

简论“聪明”、“智慧”的形义演变过程

“聪”、“明”、“智”、“慧”在上古常作单音词使用,在发展中,“聪”、“明”在“聪明”义项上靠拢成为同义词,经常并举使用,后来合成双音词;“智”、“慧”也因其词义上的相似而趋近并合成双音词。“聪明”、“智慧”作为合成词也有相同的义项却不能互相代替,因为它们在词素义来源、词素性质、词性、词义表达的角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     

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汉语“欠”义场词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理分布与历时演变,通过梳理文献得到了各“欠”义场词衍化更替的大致情况,并尝试从社会、认知及语言本身探索其演变原因。     

试谈词缀“方”的产生过程

目前,学术界尚未指出“方”字具有词缀的用法,但事实上,这种用法的确存在.“方”的本义是“双尖耒”,在此基础上,先后引申出“并列”义、“方国”义、“地方”义和“边”义,接着在“四·方”的句法环境中通过借代由“边”义衍生出“方向”义,最后在“方位词·方”的句法环境中语法化为方位词后缀.在词缀“方”产生过程的研究中,义素分析法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     

《周易》中的“一”、“二”和“几”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易》的“大化流行”之“道”的总纲。但是为什么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又会半途杀出一个“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三五错综”又是从何而来？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二”与《易》的文本中其他各数的关教本文透过对“一”、“二”、“神”、“几”乃至“三”“五”“六”“七”“九”“十”和“四”、“八”等概念与数的分析,提出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条通天大“道”的另一面,还应有一个“一化为几”,或谓之“三五错综之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