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儿童家庭寄养体系及其启示

家庭寄养是替代传统机构养育、更有利于特殊儿童照料和身心发展的福利服务模式。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分为普通家庭和亲属寄养,其核心理念是"稳定"与"儿童利益最大化",提倡寄养儿童与原生家庭融合。进入寄养体系的儿童主要因为受虐待或忽视,难于管教和遭受父母遗弃。美国儿童寄养体系常用的评估标准是从安全性和永久性两个维度中抽取的六项指标,分别为:虐待重发率,寄养儿童虐待/忽视率,重新进入寄养系统率,与原生家庭重新融合时间,获得收养时间,寄养安置的稳定性。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以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为例,通过对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寄养家庭的问卷调查以及对寄养基地、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和半完全参与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寄养家庭与孤残儿童遴选制度实施不规范、寄养家庭与孤残儿童配对缺乏科学性、家庭寄养关系的中断或变更、寄养家长康复技能培训不足、家庭寄养社会资源整合不足以及相关法规政策不完善等,并分别从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家庭寄养工作、建立寄养家长常规培训制度以及建立国家、儿童福利机构、寄养家庭、社会四方良性互动的孤残儿童社会救助体系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探析——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在中国,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儿童福利、儿童保护的新模式。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工作至今已有10年。本文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研究个案,试图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理念、过程、方法、技巧等进行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寄养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建议。     

孤残儿童寄养家庭资源获取途径的现状分析——以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例

本文以上海儿童福利院寄养家庭集中地区的z县为例,通过个案访谈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孤残儿童寄养家庭资源获取途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目前该区的寄养家庭的资源获取途径主要分为政府、社区和社会非营利组织三个层面:政府主要提供政策和制度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等,社区主要是利用既有的资源网络形成对特殊儿童的"社区照顾",社会非营利组织包括英国注册慈善组织在内的国外非营利组织和国内的非营利组织.如全国妇联下属科学育儿基地、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最后的结论和建议是社区资源和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资源尚待进一步挖掘,使儿童福利事业更加社会化,从而减轻政府的压力.     

家庭寄养儿童的需要逻辑与服务供给困境——基于嵌入性的视角

随着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深入开展，寄养儿童的社会融合与发展成为家庭寄养政策的核心问题。基于实地调查，笔者通过梳理寄养儿童现实发展需要，并以嵌入性的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家庭寄养服务满足寄养儿童需要的状况。研究发现，嵌入式供给与寄养儿童现实需要的不匹配，是导致寄养儿童发展需要未获满足的根本原因。要确立以需要为导向的寄养儿童融合发展的制度理念，通过政府主导来引领资源与服务供给要素的结构整合，营造包容性社会环境并重视寄养关系的重塑以提供精准的服务支持。     

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的变革与借鉴——基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福利辨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家庭寄养的国家之一,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殖民时代。在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在"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种价值取向交织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福利供给角色也不断发生改变。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永久家庭安置为核心的政府主导、社会强制报告、专业社工服务为一体的家庭寄养体系,在"自由"与"干预"之间实现了平衡,为我国在适度普惠儿童福利背景下,从政府主导、保护主体多元化、提供预防服务方面建设完善困境儿童救助与家庭支持福利制度给予了有益启示。     

孤残儿童的家庭寄养模式研究——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院舍集中养育模式对孤残儿童的不利影响越来越突出。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政策是我国近年来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集中养育模式的不足。但是,在寄养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专业社工的介入,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得寄养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从而真正维护孤残儿童的权益。     

超生寄养儿童人格特征研究

选取100名农村超生寄养儿童为被试,选用艾森克人格问卷为测量工具,结果表明：有约一半的农村超生寄养儿童性格上偏于内向、孤僻;有将近一半的超生寄养儿童在人格特征上焦虑、担心,情绪起伏较大,容易出现强烈的情绪变化,甚至可能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有过半超生寄养儿童人格上较为倔强、固执,不喜欢与人交往,缺乏同情心,且具有攻击性;女孩比男孩有更高的焦虑感,更容易忧心忡忡、郁郁不乐,情绪更不稳定;超生寄养儿童寄养时间越长,异常行为越多,情绪的稳定性越差。     

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一云南省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的个案调查与分析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将院里较大一部分孤残儿童寄养在农村家庭，这是孤残儿童抚养、教育方式改革的重大举措。经过对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的寄养进行一年的考察，认为它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种种现实问题也制约着它的发展。研究提出了寄养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     

中国福利机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之探讨——以南昌市社会福利院为实证

生活在中国社会福利机构中的孤残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是无法定义务监护人的孤残儿童和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社会弃婴。长期以来,儿童福利机构为这些孤残儿童的健康成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儿童福利机构作为家庭的替代形式集中为儿童提供照料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满足儿童成长中的情感需求,长期生活在福利机构中的儿童往往会出现性格孤僻、心理封闭、缺乏自制力与上进心、社会适应能力差等方面的问题。而实行家庭寄养则可以较好地弥补机构照料在这方面的缺欠,显现出满足儿童身心需要方面的明显优势。     

西方家庭抗逆力理论:内涵、模型与实务应用

抗逆力最早源于对风险儿童个体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家庭治疗领域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家庭研究层面的概念——家庭抗逆力。家庭抗逆力不是家庭成员个体心理抗逆力的总和,而是将家庭自身作为抗逆力的研究单位。家庭抗逆力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包括Mc Cubbin的系列家庭抗逆力模型和Walsh的家庭抗逆力架构,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家庭治疗的实务领域。未来应加强有关家庭抗逆力的实证研究,建立信度和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推动家庭抗逆力理论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实务的结合。     

学前特殊儿童家庭康复调查研究

近年来特殊儿童的家庭康复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颇为重要，本文主要采用问卷 调查法对学前特殊儿童家庭康复状况进行调查，选取幼儿园94名学前特殊儿童家长作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学前特殊儿童 家庭康复在专业需求、心理支持需求和社区支持需求方面的需求情况，运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学前特殊儿童家庭 康复对心理支持需求和社区支持需求较为强烈，其次为专业需求；在不同的需求维度中注重行为习惯养成的需求、解决特殊儿童 对生活带来的苦恼的需求及期待得到亲友、社区志愿者等人支持的需求度高；因此需要正确引导特殊儿童家长了解掌握相关康 复知识；帮助特殊儿童及其亲友缓解心理压力，以积极的心态理解、认识并对待因残疾而导致的功能障碍；通过社区资源整合，满 足特殊儿童家长的家庭康复需求。     

被有偿寄养的孤儿们

成都市儿童福利院从2000年11月开始实施家庭寄养制度,核心内容是由福利院出资,让原来生活在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进入普通家庭,由普通家庭承担     

培力视角下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应用可视化技术对有关精准扶贫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概括总结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趋势。在此基础上依托实 务工作的具体经验围绕培力理论、抗逆力理论等多元解释范式从社区培力、个体培力等纬度出发,论述了提升贫困户抗逆力的 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认为必须从强化贫困户自身的主体权能、夯实社区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主体赋权、资本项目反 哺、程序规范和控制等手段提升贫困群众、贫困地区的潜能和社会连结,以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研发和持续发展。     

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和儿童身体的健康状况、认知和社会情感的发展都存在着一系列广泛的联系。它对儿童的影响从出生开始,一直到进入成年。心理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潜在联系机制,用来解释家庭经济状况和儿童成长的关系,但大部分都涉及到父母和儿童自身可接近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儿童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在多种水平上影响儿童的成长,包括家庭环境和社区的影响,但是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的影响受儿童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外部支持系统的制约。     

抗逆力视角下留守老人社会疏离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

社会疏离给农村留守老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消极影响。以抗逆力理论为指导,分别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疏离进行了社工干预实践。经验发现,“抗逆力”在社会工作中是一个强调联合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概念,可以在个人、家庭和社区三个逻辑层次上,有效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内部保护因子和外部保护因子,提高农村留守老人抗逆力。在干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疏离的过程中,应该秉承“社区为本”的理念,避免问题化取向,坚持优势取向、系统性介入、持续互动,以及理论与实践并重等原则。     

母亲工作-家庭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育儿压力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母亲育儿压力在其工作-家庭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以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WFC）、简式育儿压力问卷 （ PSI-SF）和长处和困难问卷（SDQ）为测量工具对627名工作母亲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育儿压力、儿童问题行为三个变量之间呈两两正相关关系；2）育儿压力总分在工作-家庭冲突及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育儿压力中育儿愁苦、困难儿童两个因子在工作-家庭冲突及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亲子互动失调因子则无显著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母亲工作-家庭冲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问题行为，可以通过育儿压力，尤其是育儿压力中的育儿愁苦、困难儿童两个因子发挥作用。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范式转变--从遣送回家到支持家庭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结构变迁与功能弱化是流浪儿童产生的直接原因,返乡回家也是当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基本范式。但简单的返乡回家导致流浪儿童救助工作陷入流浪-救助-再流浪-再救助的困局。走出这一困局,要处理好政府与家庭之间在流浪儿童预防与救助工作上的责任承担,通过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增强家庭的儿童照顾功能,建立支持家庭的福利体系,以预防儿童流浪。同时,从家庭与流浪儿童的关系出发,提供分类化的家庭干预服务,推动流浪儿童的家庭融合。     

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研究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作为影响儿童成长的环境因素之一,以家庭投入的形式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展。笔者回顾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导致的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利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相关文献,重点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投入现状以及问题,并就如何提高城市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投入提出了建议。     

基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生存水平研究

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关键在于改善儿童健康的公平性。基于浙江省30个监测县（市、区）2012—2014年5岁以下死亡儿童家长或监护人的回顾性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层越高,儿童死亡地点为医院的概率越高,上层家庭为下层家庭的2.193倍;儿童死亡前接受住院治疗的比例也越高,上层家庭为下层家庭的2.904倍;儿童死因诊断级别也越高,上层家庭儿童死因诊断级别为省市级医院的比例是下层家庭的3.233倍。儿童生存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儿童的卫生医疗服务利用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