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社会自然”研究述评

随着产业哲学的兴起,社会自然已经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热点,在纪念于光远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该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本研究介绍了国内学者对于光远“社会的自然”思想的发掘,以社会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的兴起;评述了国内学者围绕社会自然定义的争论,分析了社会自然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的区别和联系;最后阐述了研究社会自然的意义不仅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     

略论晚清“商战”思潮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在商业贸易危机的冲击下,催生了以“商战”思潮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的复兴。“商战”思潮本身经历了一个由重商到重工,最后到实业救国的发展过程。“商战”思潮的兴起也引起了制度层面的变革,晚清商部的设立、《商律》等商事法律的制定颁行即是这一思潮在制度层面的成果。同时,重商思潮也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大变动,催生了近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通过这些影响,晚清“商战”思潮的兴起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施密特自然辩证法界说中的“马恩对立论”——基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释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施密特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自然观上制造“马恩对立论”的一个缩影。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都致力于对辩证法的适用限度省审，认为辩证法只在马克思分析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展现自身，如果把辩证法“应用”或“推广”到自然领域，则是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僭越。施密特沿着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开辟的辩证法批判路向，同样主张辩证法的社会实践性，并提出独具特色的社会和自然的“双向中介”思想。在施密特看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种“独断的形而上学”“素朴的实在论”，是向自然“本体论”的回返。实际上，施密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定出如此这般的哲学判断，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忽视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概念”的历史内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作用以及内纳的深厚实践底蕴。也就是说，在对自然辩证法内涵与实质的把握程度上，恩格斯和马克思具有一致性。     

科学技术学: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

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学的建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科学技术学不是要取代自然辩证法,而是自然辩证法的延伸和拓展。作为自然辩证法指导下的一门新兴学科,科学技术学以科学技术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研究科学技术的本质、社会功能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目的是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     

科学技术学：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

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学的建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科学技术学不是要取代自然辩证法，而是自然辩证法的延伸和拓展。作为自然辩证法指导下的一门新兴学科，科学技术学以科学技术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研究科学技术的本质、社会功能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目的是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     

20世纪初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兴起探析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种近代化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政治变革层面，同样也体现在妇女解放方面。中国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妇女参政运动应始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这个时期兴起了以实现男女平权、争取妇女参政为主要目的的妇女参政运动。同时，因为处在辛亥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运动注定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这种烙印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以后的妇女参政运动。     

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基于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设想，它曾受到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中国动画学派”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则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推动了其建构进程。学界目前主要从三个层面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界定（核心）；理论体系建构（关键）；创作体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的建构（基础与保障）。未来，学界还需开拓新思路，在学术史视域下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畴。     

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传统与特色

研究传统是学派存在和发展的基因。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它包括以人工自然为核心的本体论、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方法论和以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核心的价值论。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巨大包容的学术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断开拓的研究领域是这个学派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     

论"批判学派"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列宁在《唯批》中,从哲学的两条基本路线出发划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中的两个派别,明确提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概念,把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哲学思想的共性归之于“哲学唯心主义”,并正式命名为“‘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中国学者李醒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新的划分标准,即“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和“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所指人物相同,但哲学的出发点和目标截然相反。“批判学派”的提出,是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突破的开端,由此展开了“批判学派”五位代表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的名字和“史料学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他的明确倡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而这一派别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无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本世纪初史学界的名流,因此,提到傅斯年,就不能不提到“史料学派”,而谈到“史料学派”,也不能不注意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渊源,以及他的史学思想对这一学术研究派别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博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史料学派”,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具有庞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派别。因他们曾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科学派。但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其一,在下沉到经济层面后上升, 其二,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其三,由“用”及“体”,最终触动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人为本”融 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认识上实现了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之路。 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引领和推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总之,以“以人为本”指引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践“以人为本”。     

以“有形”过渡到“无形”：中国社区研究史再反思

中国社区学派的突出特色是以“社区”作为具体载体来透视“社会”或“国家”,通过“小地方洞察大社会”的方法论,希冀从“有形村落”认识“无形中国”.研究社区、超越社区,“有形”过渡到“无形”的社区研究路径,既是学术场域的内在传承动力所致,又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和国家情怀使然.中国社区研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表及里、由局部到整体逐步认识“无形”中国.文章通过对中国社区研究史的回顾,试图回答社区研究从有形社区到无形国家之间的学术追求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当前学人何以可为,并反思“有形”过渡到“无形”,究竟是“学人宿命”还是科学的内在要求.     

中国过渡经济学正在兴起

(一)“过渡经济学”——一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兴学科已进入起步阶段。 1993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们开始筹备和实施一项较大研究计划,对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改革进行一系列案例研究,通过微观和实证的手法告诉人们,中国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能否用现有理论去解释?如不能予以解释,能否创立新的理论?     

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生态意蕴与新文明形态的构建

“自然的报复”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恩格斯有力地证实了其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形式,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意蕴,呈现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规律理解上的一致性。恩格斯“自然报复”论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以极为强烈的形式--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等重大生态危机呈现出来,表明了资本逻辑统治的界限和荒谬之处。基于此,他对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与自然的矛盾进行了自然辩证法的深刻批判,意图通过社会革命建构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新文明生态理念,重塑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在现代文明推进中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安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随着 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国内近 2 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 ,人们普遍感觉到 ,现代文学研究在 80年代形成的许多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分析思路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今天 ,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保持学科的“当代性” ?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围和丰富自己的分析方法 ?如何在发展学术规范的同时保持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 ?如何理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如何将历史研究和当下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学术界正在产生许多新的理解、新的分歧和新的共识。本刊在上海大学 2 0 0 1年 1 1月举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组织的这一组笔谈 ,正部分地触及了这些问题     

突现·多元·交互:广义自然辩证法的新发展

广义自然辩证法的"硬核"架构为自然观、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科学社会学。从本体论上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当代科学的自然观念,是有关自然的发展的观念,也是特殊形式的或曰以巨大历史感为基础的突现进化论和层级本体论。起始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即认识论上重视社会历史与实践作用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目前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多学派的;着眼于科学中的社会与着眼于社会中的科学的科学社会学,其永远的关注焦点是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从严格的学科意义而言,自然辩证法本质上具有哲学性质。从研究领域来看,其囊括范围可以更广。     

“中国梦”研究综述

“中国梦”研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始萌芽、破土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研究高潮阶段。从期刊文献可以看出，各阶段随着时代发展表现出相应的研究特点。整体上，“中国梦”内涵不断丰富，而文献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特别在近两年研究呈爆发态势。研究也表明，“中国梦”研究在与外国梦文化对比、外国人对“中国梦”的认同、对少年和儿童“中国梦”的培养、“中国梦”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关系与构建这些方面有待加深。     

十七年“土改 合作化”小说中的中农

作为农村的中坚阶层,中农在相关政策层面一直被定义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但在部分“土改合作化”小说中中农的合法身份却不断遭受质疑。中农身份从理论到实践的不稳定性最终反映到文学中。这折射出土地改革的最终走向,并对当下中国社会持续产生各种影响。研究中农形象的特殊表现形态,对于反思“土改 合作化”叙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

“中和”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通过对“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研究 ,不仅可以探索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生的一般规律 ,而且可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人的实践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探讨了“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自然、社会条件 ,论述了“中和”思维方式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历史过程。     

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分析

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及古代文学、文化之关系的“传承—转化”研究,成为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不妨称之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它既带来启示,也引出困惑,还可能导致学科尴尬.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腾飞、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改变.只要此种“大气候”得以延续,这一趋势就不会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