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用事论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用事的探讨是构建其独特诗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诗人诗作的用事实例着手,分析诗词用事的偏差与失误;其次,他提出了《苕溪渔隐丛话》用事的标尺———“合理”;最后,表达了他的用事理想———精切。《苕溪渔隐丛话》这种独特用事论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为后世用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子诗学研究的系统化工程——评蔡先金教授《孔子诗学研究》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早在春秋末期以上，做诗、教诗、学诗、用诗便在我国蔚成风气。孔子生当春秋末期，既是既往诗学的集大成者，又为后世中国儒家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学《诗》、用《诗》、教《诗》、研究《诗》、整理《诗》的过程中，必然有所主张，而且应该自成系统。全面揭示孔子诗学的理论体系．对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了解孔子，了解中国传统儒学，     

《海天诗话》与中国比较诗学的滥觞

民国初年胡怀琛发表的《海天诗话》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对中外诗歌比较进行探索,开创了中国诗话与外国特别是西方诗学对话的途径,是中国比较诗学最早的作品之一.这部论著既有中国传统诗话的独特方法与视域,也通过对欧美诗的点评阐释而形成与西方诗学原理和基本观念的对照,对研究中国比较诗学的起源与历史有着重要价值.无可讳言,《海天诗话》也存在点评方式失之于简约、较少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阐释、对西方诗学观念的理解并不明晰等缺陷.而正确评价其历史贡献与价值有利于理解中国比较诗学初期特性.     

胡怀琛与《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简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仅月余,诗人学者胡怀琛撰文对之发难,并替胡适改诗,由此引发一场笔墨官司。嗣后胡怀琛搜集相关书信文章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出版。细读《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史料可见：胡怀琛对胡适的态度平和低调,而胡适对胡怀琛的态度则轻蔑傲慢;胡怀琛评改《尝试集》的目的是打磨新诗艺术。胡怀琛的诗学观念亦新且旧,学人对胡怀琛的评价不高,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评改,从批评实践层面为五四新诗建设提供了诸多诗学启示。     

胡怀琛与《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仅月余,诗人学者胡怀琛撰文对之发难,并替胡适改诗,由此引发一场笔墨官司。嗣后胡怀琛搜集相关书信文章汇成《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出版。细读《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史料可见:胡怀琛对胡适的态度平和低调,而胡适对胡怀琛的态度则轻蔑傲慢;胡怀琛评改《尝试集》的目的是打磨新诗艺术。胡怀琛的诗学观念亦新且旧,学人对胡怀琛的评价不高,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评改,从批评实践层面为五四新诗建设提供了诸多诗学启示。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南宋名臣胡铨交游考——以《戊午上高宗封事》为中心

胡铨是"南宋四名臣"之一,肝胆忠义,颇有令名,而半生岭海,仕途多蹇。宋高宗绍兴八年,胡铨以《上高宗封事》进谏,触忤权奸,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拘禁、编管的生涯,此文可谓胡铨一生的关键点,以此为中心考察胡铨的交游,以见出作为"名臣"的胡铨其人其行对南宋初士风的影响。     

论胡仔对宋代金紫胡氏家学家风的传承与超越

作为宋代金紫胡氏家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胡仔的学识品性继承和发展了胡氏的家学家风,既呈现出甘贫守静、敬祖崇德和博学好文的特征,又表现出与家族成员同中有异的学术兴趣,反映了家族文化在代际传承中演变轨迹.他对北宋诗歌发展史的思考与探索超越了家风家学,对后代诗话和诗歌评点影响至深.     

开元政坛文场元帅 盛唐清澹诗风先导--试析张九龄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张九龄是开元年间政坛、文坛领袖。作为盛唐早期的重要诗人,张九龄为后世树立了清澹含蓄的诗歌风范;而作为盛唐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奖掖、提携了很多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有识之士。经他擢拔的文学后进,如王维、孟浩然等,也因人事上的亲近,而在诗歌创作上受其影响。在唐诗发展史上,张九龄热情响应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并以其卓著的创作实绩,彰显了积极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张九龄是盛唐诗风的先行者。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