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

正确理解汉代小说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其产生和存在的文化背景。《汉书·艺文志》本着书目分类的需要,借用先秦出现的“小说”一词,来概括以阐述某种学说为目的的一类文章。先秦的“小说”一词是单音节词“小”与“说”的偶然组合,诸子用它来称呼自己看不起的学说。汉代小说家著录的作品,就是陈述学说来干谒统治者,谋取官爵禄利,作者身份就是相当于先秦诸子身份的汉代方士或者儒生。     

《庄子·外物》称谓"小说"正义

“小说”名义之歧误,历来发生在《庄子·外物》注解中,而近世又发生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小说”真义实为“小道”。先秦诸子论学大量使用了“小道”一词,而与“大道”形成两极对峙。如果将“小说”转释为“小道”,并将《庄子》“小说”观扩展为诸子“小道”观,就可建构诸子“小说”观同秦汉“小说家”以及后世文体小说的关联。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予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刘向说体文思想研究

西汉学者刘向撰写了许多以“说“命名的叙事性作品,他还增设了“小说家“这一诸子学派,这些证明刘向具备了说体文思想。刘向的说体文思想包括：说体文的内容为诸子辩说,说体文的特征为情感性、譬喻性、说理性,说体文影响“小说家“的增设。这些对说体文及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浅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出现在诸子略中,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并称十家,可见《艺文志》中所指“小说”并不是今言小说之意.但某种程度上,今之小说与《艺文志》的“小说”又有一定关联,是在它基础上历经多年发展演变形成的.     

黄老之学与《汉志》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在"诸子略"著录小说家十五家,小说家既被列入诸子之一家,必有其共同的学术思想倾向。本文认为,《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其一,在已被证明《汉志》小说家作品的主要部分是方士小说的基础上,从方士的思想倾向和活动方式入手,揭示《汉志》小说与黄老之学的联系;其二从《汉志》小说有关佚文资料的考订分析入手,证明《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的联系。     

《燕丹子》辨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眞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这个结论是有一定根据的。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的十五家小说,至隋时即已亡佚,今存旧题汉人的作品,如东方朔的《神     

试论先秦诸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试论先秦诸子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黄茂林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上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而国家问题是诸子特别注目的课题之一。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不同，观察国家的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同，所以对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     

从毛郑对假借字的训释看假借问题

《毛诗》中存在大量假借字,秦汉间的毛亨和东汉郑玄对这些假借字采取了不同的训释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人对假借观念认识不同,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假借用字的发展。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汉代选举制度论议

察举制度是汉代选官制度的主要方式,在汉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察举制度的实施方式、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是不同的,因而察举制度所体现的选官制度也就必然有所不同,作为选官制度的补充和次要方式还有诸如征辟、任子、赀选、自荐、以材力或者以方伎入仕等等形式。汉代选官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给后世以重要的影响和启迪。     

汉代拟作的文体意义

拟作是汉代文体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互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被拟作的。汉代拟作促进了文体的定型、文体的创新和文体理论的发展,体现出汉代鲜明的文体自觉性,是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从“阳儒阴法”到“礼法之治”的中间环节: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从汉代"阳儒阴法"到魏晋"礼法之治",有两个变化:其一,"法"之地位的提高。从问题的提出到外化为政治实践,再上升到理性层面的认可,其中间环节正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二,"礼"之地位的突显。即在"儒"对"法"、"名"思想的涵摄中,礼因兼具"儒"的教化性、"法"的规范性和"名"的可检验性,因此成为融汇儒、法、名三家的思想资源,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也正是这一融汇过程的中间环节。     

邳州汉画像石概述

邳州是汉画像石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为研究两汉文化提供了详实而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