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一符号学的阐释: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札记

结构主义-符号学主要是基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人的基础理论贡献.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走出了作者个人意图的狭小天地,而从复杂的文化网络中去把握文本的意义,并与其他理论有着极好的兼容性.     

索绪尔与罗兰·巴特语符观之比较

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历史上有三种观点:(1)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2)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3)符号学与语言学是独立的两门学科,二者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罗兰·巴特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却经历了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     

罗兰·巴特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发展和“颠覆”

巴特在符号学研究早期阶段,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他追随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并在早期作品中予以运用。在他的符号学历程中期阶段,巴特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进行了细化,对个体言语展开研究,对组合和聚合进行深入探讨。在后期作品中,巴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其中尤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线性理论引入注目。     

对索绪尔符号学的几点认识

索绪尔既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符号学的先驱,他提出所指与能指的区别标志着符号学的诞生。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学无非是一种符号学。针对索绪尔的符号学谈几点认识。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之再认识

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不可缺少的两门学科,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现拓宽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语言世界的研究。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进行再认识,就是在学习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其精神内涵,丰富语言学习的方法。     

探徵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

本文对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来源和研究特点的进行了探索,对结构主义所开创的跨学科方法论进行了解读,并对其发展前景的予以展望。     

“不再流泪的洛特曼”：洛特曼在西方

60年代中后期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代表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身份进入西方学界视野。90年代后洛特曼面临结构主义身份认同危机,西方学界开始致力于放大其理论中解构主义因子,塑造更为开放、跨界、全新的“洛特曼”。通过描摹洛特曼在西方语境置换、视域更迭中呈现的独特镜像,不仅可以启发洛特曼后续研究,也可窥见西方学界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     

文化·符号学与翻译——洛特曼的早期创作活动

洛特曼是20世纪俄国著名的学者,文艺学家,是著名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创始人.他的符号学研究对象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结构主义诗学和艺术文本理论,在国内外这方面已有不少的成果,但就其文本的接受与认知理论问题在我国研究还不多.本文试图就其早期创作活动进行介绍和阐述,并研究其接受与认知理论,了解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与翻译的关系,进一步探究其符号学领域的理论成果.     

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观点看秦观《踏莎行》的英译

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观点看来 ,秦观《踏莎行》三种不同的英译存在语法态势、文化背景、形美音美、内在结构四个方面局限性     

苗族牛角的符号学意义

苗族地区盛行牛角文化 ,本文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角度 ,对苗族牛角的文化内蕴进行了阐释 ,并对此种文化内蕴的形成进行了方法论的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演变历程探析

科学技术是潜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相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观点,立足具体的国情、世情,不断深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整体性和目标性相统一,基本经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立足国情世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为世界上后发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我国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架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商事仲裁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纠纷解决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何能够在确保商事仲裁快捷、经济、自主的同时不失公正,建立科学的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则成为必要。我国现有的商事仲裁监督与制约机制存在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围绕不同的主体形成不同的具体监督制度,包括当事人的制约、仲裁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仲裁协会的监督与制约以及法院的司法监督。各具体制度相互配合,共同保障着仲裁基本价值的实现。由于仲裁的民间性本质,决定了在仲裁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中,应以当事人、仲裁委员会以及中国仲裁协会监督与制约为主,而法院的司法监督则是一种必要的、辅助的监督方式。即对仲裁的监督与制约应注重防范,强调仲裁委员会的内部管理与监督和仲裁协会的行业管理与监督。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基础立法中目的理性

从目的理性在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作用角度出发,运用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和法律经济分析方法,论述了因果方面的目的成分的意义、目的理性的终极目的,以及从航运事实和功利主义所引出的航运经济与贸易内在经济法则或规律,最大多数国家的最大效用、船货双方整体效用最大化与促进保护航运经济发展,在承运人责任基础立法领域中的作用与局限性。     

廊道在城市边缘区住区建设中的应用

基于城市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与方法,探讨了城市规划中生态廊道的应用,提出生态廊道的自然性和人文性,分析廊道在城市边缘区的住区规划设计中的作用。通过对本溪市新立屯居住区的规划设计,探讨廊道的组织方法和的城乡廊道网络结构的建设方法。     

检务督察与监委会监察权力关系勘定及协调

检务督察权与监委会监察权的配置需要遵循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基本逻辑,检务督察部门及监委会在组织机构定位、督察（监察）对象、督察（监察）职能方面应该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补充。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检务督察权与监委会监察权之间的关系不明晰,检务督察部门与监委会在组织机构定位、督察（监察）对象、督察（监察）职能方面出现不协调之处,不利于高效地监督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为了最大化地发挥检务督察与监委会监察的功能,应该厘清检务督察部门与监委会的组织机构关系,明晰二者督察（监察）对象范围,确定二者督察（监察）职能,以此形成监督合力,加强对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的监督。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元宇宙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调适

当前,元宇宙概念方兴未艾。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运用新技术、融合新思维,推动元宇宙为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在元宇宙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合理利用能够驱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时代的发展变革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主动性调适以适应全新时代的到来。元宇宙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智能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能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智能提升为目标,通过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认知范式、坚守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边界,回应元宇宙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要求,真正实现数据智能和教育智慧的协同推进。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生态文明视域下道家思想对当代法治发展的价值

道家思想包含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增强发展可持续性的内涵,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主张尊重和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最终建立人与人(包括当代与后代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秩序。道家思想与现代生态文明的暗合体现为两者都有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目标,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观以及通过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的共同路径。道家思想对当代法治发展的价值体现为推动立法理念生态化、完善执法全程的生态化、拓展司法文明的内涵和推动守法主体思维方式的生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