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 ,通过研习和接受卢梭的民约论 ,确立了“国民主体”论。以此为逻辑基点 ,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 ,他从多个路向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这一思想凸显了世纪之交前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 ,对实现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中国国民性改造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陈独秀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中国要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文化革命 ,以唤醒国民。为此 ,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 ,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 ,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陈独秀的这一思想 ,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精英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思维焦点 ,表达了整个中华民族渴望摆脱困境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奠定了陈氏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启蒙"的诱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再思考

以“旗手”式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启蒙”之关系进行再解读,我们发现,近代文学的变革理想与现实情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国家"到"民族国家"——孙中山国家统一的路径转换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与建国内容方面有显著差异.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孙中山力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国家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的统一.由于政治国家价值理念与社会现实方面的差异,政治国家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建立政治国家实践迭遇挫折而不能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在理论和实践上由通过政治国家统一转向了通过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     

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近代欧洲政治话语的创新——"国家理性"观析微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国家理性是关于国家行为的一套特殊规则,诞生于文艺复兴这个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期。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国家理性从道德自觉转向利益自觉,成为现实政治的核心要素,进而演化为现代国家利益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国家理性这样的政治话语的变迁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内涵和意蕴。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     

论20世纪40年代罗家伦的民族理论研究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从民族意识之培养到民族国家之建立——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民族主义思考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国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探索及其启示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不已的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为寻找“中国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走上救国救民的寻梦之路,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由国家之梦、民族之梦、人民之梦三部分组成,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认同的分化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认同分化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在这里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横向的阶层分化：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