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炜小说胶东生态民俗描写所体现的精神蕴涵

张炜的小说致力于描述饱含生命活力的民间世界,他的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自然生态意象,对众多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描写,还原真实的民间生存形态,礼赞自然、感恩大地,坚持理想、守护家园。本文关注张炜作品中所体现的具有胶东地域特色的生态民俗,对张炜小说中的动植物描写进行了梳理,以求从中解读张炜作品的精神蕴涵。     

试析张炜小说《曙光与暮色》中的“奔走”主题意象

"奔走"意象是张炜小说《曙光与暮色》的主题意象。张炜通过反复强调,让"奔走"转化为包蕴意念的象征性意象。"奔走"意象与多元主题相关:"奔走"意象将作者强烈的入世情怀、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体现出来;作者借"奔走"意象象征了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和追求;"奔走"意象还包蕴着存在意蕴。就生成原因而言,"奔走"意象是张炜人生状态在文本中的艺术凝结;"奔走"意象的营构与作家的流浪情结有关;"奔走"意象是张炜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新传统"而创构的一个行为意象。     

陶渊明诗文中“树”的意象

文章对陶渊明诗文中写到的树进行了分类整理，分析陶渊明写诗文用树之动机和树的意象在陶氏诗文中的复杂寓意，并由此略探他对后来山水田园诗文的影响。     

张炜小说中的民间道德及其文学性意义—以《古船》以及《古船》之前的部分小说为例

文章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对张炜的<古船>以及<古船>之前的一些小说创作展开论述:一是张炜小说中的"民间道德"是如何被"现代主体"所发现并成为小说创作资源的;二是"民间道德"在文学性的意义上为张炜小说的叙事提供了何种支持.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天然去雕饰——试论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征及形成因素

陶渊明的诗歌所采用的意象全部来自农村的自然山水和田野,读来满目清新,让人觉得是人间最动听的悦耳音乐.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田园山水诗歌还表现了劳动生活的美丽和情趣,表达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青松和菊花一样高洁品质的志趣.     

陶渊明与岑参的仕宦经历、山水田园诗风格比较

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及诗文创作对唐宋两代文人的影响深远，尤其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更为显著。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也深受他的影响，尤其在岑参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受其影响最大。陶渊明与岑参在家庭出身与仕宦经历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二人的仕宦经历都体现了仕与隐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都是通过山水田园诗表现出来的。对二人的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岑参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但深受陶诗之影响，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较陶诗更为成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分别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不知所终的旅行--评张炜的长篇新作《丑行或浪漫》

张炜是一个理想的家园主义者,他一直在历史与道德之间进行着艰苦的跨越.新作<丑行或浪漫>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塑造了刘蜜蜡这个充满焦灼和爱欲的肉身形象,但并未能为张炜的写作昭示一条明确的坦途.小说结局的意向是相当含糊的.     

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及其当代意义

华兹华斯的田园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田园诗，主要在于他融现实、想象和象征为一体，把客观的花儿、羊和贫民等田园主体提升为主观意象，并依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现实的乡村生活进行本土化改造。田园意象是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要义，也是诗人的诗心、诗性和地理基因的外在表现，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与人性的深入思考，寄托了诗人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华兹华斯式田园书写的主旨思想对当前中国重视生命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寻根与无根的困境--重读张炜的《九月寓言》

<九月寓言>是张炜最为厚重的一部小说.文章从小说中"工区"与"小村"、"奔跑"与"停吧"、"地瓜"与"大地"等意象切入,阐释文本的内蕴,揭示作家选择的困境.在他面前横亘着一个巨大的矛盾:"现代文明"与"人文关怀"的二元对立.这注定了他要在"寻根"与"无根"的旅途上跋涉.     

张炜小说研究综述

作为当代重要的“三农”题材作家之一,张炜的小说呈现了现代性冲击之下乡土中国的发展与裂变,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并在社会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以及形式批评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张炜小说研究的新发展,深入张炜的文本世界及其精神内核,就必须立足于新时期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乃至全球化的中国语境特别是中国乡村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以自然权利诉求和现代性断裂为研究视角,准确理解和阐释张炜重要的文学实践,探究张炜小说丰富多元的文本内蕴。     

张炜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作为成长于齐鲁大地上的优秀作家,张炜小说创作体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贯穿张炜小说创作始终的是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的入世精神;张炜对道家的出世精神并不赞赏,但道家文化对本真天性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观念,又使他在心理气质上本能地倾向于它,并在作品中自然体现出道家文化的神韵;张炜还自觉地从民间文化吸取营养,其小说中的民间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大地母亲的礼赞、对民间生存意志和生存智慧的表现、对民间价值观念的提炼等方面。近年来,齐文化浪漫幻想的艺术精神对张炜的小说创作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忧生与逃世：作为心态典型的阮籍

嗜酒、不拘礼法,阮籍这些放达的行为隐藏的是魏晋易代的时代悲患。其《咏怀》诗旨隐避,寄托深远,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更传达出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阮籍的忧生之嗟既是正始之音的主题,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典型心态。     

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张生形象

人们对《莺莺传》中张生的形象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然而却很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张生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实源于人性的嬗变。在他身上体现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谓本我、自我、超我的较量与挣扎,他的变化正是这三种力量冲突的结果。崔、张二人的悲剧实源于此,张生似乎也就成了人性的隐喻。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再论张翰的回归

对于张翰,一般的认识多停留在对其归隐选择的向往。实际上,张翰的归隐并不是简单的选择,而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的结果。其中涉及到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张氏家族政治遭遇与仕途前景、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特异性、吴郡地理因素等诸多因素。张翰的回归选择,虽充溢着浓重的历史感和时代的悲剧意味,但其在回归后追寻存在价值的积极意义以及情感的丰富性,实则更值得后世关注。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土地道德的辛勤耕耘者——苇岸散文及思想研究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不断驱逐，当代作家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苇岸散文所表现出的“土地道德”这一主题应运而生。他通过对“大地的敬畏”、“生态意识的觉醒”、“理想人格的重建”这三大要素的诉求，试图在工业文明的范畴中开掘精神家园。苇岸的散文本质上是对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继承，并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     

回归自然-论张炜小说审美价值观

张炜,大自然的歌者,他在小说中不仅描绘了一个个宁静、优美而又富有生机的自然世界,而且他从自然出发来理解社会人生、塑造理想人物.回归自然就成为他小说中的价值取向,回归自然意在返回生存的本真状态.受到张炜否定的是异化的社会和人,以及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观念;他高度赞扬了自然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江南文化的诗意解码——潘维诗歌论

在江南文化的世界里，潘维是鲜明的诗性符号之一。作为潘维灵魂基因元素的外化，“江南雨水”、“少女”、“太湖”、“巨龙”等江南文化地理意象，既是潘维破译江南文化的诗意密码，又是读者破译潘维灵魂密码的钥匙。他宣称自己是“汉语诗魂的守护者”。他对于“汉语帝王”角色的自期，显示出他的诗学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