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络欺凌侵权行为界定与应对

校园网络欺凌行为是学生之间利用网络有意实施的伤害他人的行为,具有民事侵权性.校园网络欺凌构成侵权行为要符合欺凌主体的恶意性、欺凌行为的违法性、欺凌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等构成要件.校园网络欺凌侵权责任根据主体类型而有所不同.为此,应当形成规范的责任承担机制,建立"政校结合"的治理模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或网络媒体的技术协助义务,从而系统化地规制校园网络欺凌.     

澳大利亚OESC保护中小学生上网安全的途径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社交软件使用的低龄化,发生在中小学校的网络欺凌现象越来越普遍。澳大利亚政府高度关注该问题,专门成立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OESC）,用以支持和推动中小学生网络安全措施的实施。具体而言：（1）提供安全的网络使用指导,引导中小学生养成网络安全行为习惯;（2）为学校和家庭提供相关的教育资源,培养中小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3）对网络服务供应商设立监管机制,确保中小学生网络安全措施的顺利实施。     

校园欺凌测量工具的多视角分析与选用

中小学校园欺凌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准确测量和识别校园欺凌行为对干预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基于对校园欺凌测量工具从欺凌的标准、类型、角色、测量方法和测量有效性的多视角分析，总结了适用于测量中小学生欺凌行为的部分量表，并对量表内容进行分析。选用量表时须考虑测量目的、测量对象、测量工具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信效度，并通过效度筛选题项和事后控制技术提升自评量表的效度。当测量工具用于识别不同的欺凌角色时，需选择合适的临界值作为判断标准。     

欧美澳校园欺凌整合防治模式：策略与启示

校园欺凌行为涉及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欧美澳各国在多方尝试之后，校园欺凌防治逐渐走向“多方主体联动，多层综合治理”的整合模式。各国的整合防治模式一般从个人层次、同伴团体/班级层次、学校层次三个方面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防治干预，其对我们当前的校园欺凌行为治理启示是：提升师生对欺凌问题的警觉度；建立多渠道欺凌行为报警机制；构建和谐融洽正向的校园气氛；改变参与者在欺凌中所扮角色；建构反欺凌家校合作伙伴关系。     

西部学校校园欺凌的实证研究

为描述西部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基本特征和群际差异,采用张文新修订的挪威心理学家Olweus的儿童欺凌问卷测验工具, 借鉴校园欺凌调查工具,从欺凌对象、欺凌方式、应对方式3个方面对陕西省两所农村寄宿制学校3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欺凌对象具有同辈关系差、社会排斥高、人际求助意识弱的基本特征;校园欺凌应对方式具有旁观型多,干预型少的特征。欺凌行为应对方式的学段差异:小学阶段学生相比初中应对方式干预型多,小学多肢体欺凌,初中关系欺凌增多;欺凌方式的性别差异:男生更倾向于肢体攻击型欺凌行为;女生更倾向于关系欺凌。可测到显著的分类变量差异:欺凌方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欺凌对象存在就读方式差异;应对方式存在就读方式、年级差异。应结合学生群际特征差异,积极应对校园欺凌现象,针对寄宿生的群体特征,采取反制校园欺凌的有效措施,体现课程教育的德育功能,营造消弭欺凌行为的校园文化氛围。     

学生网络欺凌法律规制路径辨析

基于学生网络欺凌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各国都重视运用法律进行规制,并形成从"业者自律→ 行业自律→行政规制→刑事惩罚"这样一道国家介入由弱到强的规制谱系.业者与行业自律模式在民主性、透明性及确保公益方面存在缺陷.行政规制模式面临技术与成本局限,可能导致网络言论萎缩.刑事规制模式在网络欺凌定义、主观故意证明及监督执行上存在困难.我国学生网络欺凌治理应采取合作规制模式.一方面,政府组织业者设立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并制定政策框架,就披露审查标准、定期汇报等提出要求,网络业者根据要求制定标准并审查和处理不当网络言论;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学校政策框架,将学校规制权限适当扩张至校外并明确核心内容,学校从政策制定、宣传推广及课程教育等方面进行教育防范.此种模式从网络与学校场域双管齐下,充分发挥政府、业者及学校三方优势,有效防止学生网络欺凌.     

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也是影响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痼疾”。基于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复杂性与多源性特征,笔者认为,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欺凌发生的隐蔽特性、防治欺凌法律决策的两难境地、传统观念对欺凌的偏颇认识和科技发展的“纵容”等几个方面。因此,树立正确的防欺凌观,建立以教师、校内外安全监察员、家长和社会公民为一体的防欺凌“安全链”;净化网络环境、实行网络行为责任制;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制裁欺凌法律法规,以及推广共赢文化、营造合作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校园欺凌治理的应有之义。     

中学生校园性别欺凌的发生机制与防治策略——基于暴力三角理论的分析

校园性别欺凌事件频发引起舆论关注，深入探究其发生机制并寻求防治策略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本研究对基于天津市S中学18位学生的深度访谈数据，借助暴力三角理论，从文化暴力、结构暴力、偶发暴力三个维度分析校园性别欺凌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校园性别欺凌根源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这一文化暴力；学校的一些制度安排使学生处于结构暴力场景中，给性别欺凌的发生提供了环境支持；青少年自我性别认同的威胁感和缺乏同理心等偶发暴力，使其难以理解和接纳多样态的性别，进而导致性别欺凌行为。因此，建议通过制定具有性别视角的反欺凌法律和政策，开展全面性教育培养青少年多元、平等的价值观，加强对学校教职员工的培训，建立科学有效的性别欺凌行为处置程序来防治校园性别欺凌。     

校园欺凌事件的道德失范及德育重塑

校园欺凌现象隐蔽地存在于大学、中小学时期,通常在曝光后才引起重视.欺凌行为与道德教育相关,表现为家庭道德教育中父母责任缺失、家庭反欺凌教育意识欠缺.学校道德教育中重成绩轻德育,考试分数仍旧视为评价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准,教师在治理欺凌行为中的权限不足;社会道德教育中德育理念与客观社会现象存在脱节,不良网络风气影响学生行为;自我道德教育中学生认知能力缺乏,道德行为控制存在缺陷.德育重塑能召唤人文关怀的情感,引领道德认知回归.家庭教育要重视励志教育、家风建设、仁爱思想培育;学校教育要在教学内容、教师道德、道德评价上重视德育;社会教育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育人;学生自身也要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的法律分析——兼论环境知情权实现途径的完善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拓宽了公众获得相关环境信息的途径,对于政府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的水平也能起到促进作用,但在获取环境信息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方式,符合我国当前环境法律调整机制弹性化的发展趋势,行为性质具有正当性。对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在环境信息的监测和对外发布监测结果两个环节进行区分。对于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监测行为的规制,应以监测设备的监管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对公众自测环境信息对外公布行为的规制,应设定必要的约束机制作为其有序发展的制度基础。     

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及薄弱环节——基于CNKI文献关键词的共词分析

随着一系列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担忧校园欺凌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通过共词分析法对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现状进行考察发现，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六大类：校园欺凌行为特征研究、校园欺凌与学校管理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校园欺凌的成因与对策研究、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研究、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研究，而研究的薄弱环节则主要包括品格教育研究、学生自我保护研究以及网络欺凌问题研究。因此，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视角也需进一步拓展。首先，除欺凌者、被欺凌者之外，旁观者也应纳入研究范畴，要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实施隔离，对受欺凌者要及时给予心理疏导，引导旁观者积极主动地帮助被欺凌者；其次，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学校、教师及相关部门有效处理、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及保障；最后，将综合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建立由学校、教师、学生组成的反欺凌共同体。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美国纽约市校园欺凌行为处理方式及其治理启示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校园欺凌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容忽视的教育治理问题。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美人种最多、学校问题最为复杂的城市。在解决校园欺凌行为方面,纽约从法律制定到校园支持都形成了完善的保护体系。纽约市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策略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六个方面:法律保障完备、治理主体多元化、注重心理疏导、早期预防胜于事后治理、建构整体和谐的学校情境与气氛、协助家长防治欺凌行为。     

校园体育欺凌的成因及对策研究——基于“日常活动理论”

当前，校园体育活动中的欺凌行为主要表现为欺凌者在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及课外活动等情境中对被欺凌者实施的物理性、言语性、关系性等侵害行为。基于犯罪学“日常活动理论”分析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构建师生反欺凌共同体、抑制及转化欺凌者、保护帮扶受害者等具体策略，防范校园体育活动中的欺凌行为，降低其对受害学生的身心影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助力安全和谐校园建设。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的证成与实现

近年来的市场竞争中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层出叠见,且部分已经具有类型化特征,该行为加剧市场信息失灵、致使市场竞争失序、导致责任与利益失衡、损害群体性消费者权益,亟待规制。相比于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和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定位和功能发挥机制与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规制相契合。然而,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理念和具体制度难以完全满足规制需要。为弥合应然与实然的鸿沟,应在观念层面转变传统认知,正视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现实问题,同时在制度层面扩围主体制度、填充责任制度。     

环境规制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倒逼转型”还是“规制俘获”

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除承担转型调整成本外,还面临高昂的沉没成本。为避免陷入“资源优势陷阱”,政府试图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双方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诱导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选择。研究发现:精心制定的环境规制能触发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但资源实际控制者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间易出现“规制俘获”;声誉机制透过政府公信力损失与得益,媒体披露影响力度与利益相关者态度,可有效约束监管部门被“俘获”行为,遏制企业寻租的可能性,间接倒逼待转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企业违规处罚力度的增加,在倒逼其绿色行为选择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部门被寻租的机会。     

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机制框架及其内涵解析——基于“有限竞争”与“有效竞争”兼容的视角

城市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必须超越“垄断”与“竞争”独立的二元治理范式,推行公私合作制。在公私合作制下,需构建以风险分担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为核心的合同治理机制,以实现私人部门参与的经济性目标;同时,为避免私人资本盲目逐利损害公众利益,还应匹配相应的规制政策。由此引申,设定政府的行为边界,设置激励性的资本收益规制模式,激励被规制企业主动提高效率,构成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     

商标反向假冒的性质及适用法律探究

论述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种类、性质和目前我国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及相关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完善我国商标反向假冒有关法律规制特别是《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建议。     

环境规制视角下政府路径依赖和环境行为研究

政府是环境规制中的重要微观主体.在对政府环境规制路径依赖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路径依赖困境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各级政府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环境行为.建议应从政府环境管理体制、行政指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机制、绿色GDP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监管机制、政府—企业—公众共同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构建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能力提升机制.     

论强制转移权及其法律限制

强制转移权的设定条款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也没有构建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从内涵看,强制转移权是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强制转移行为是应急性行政强制行为。强制转移权的合法性依据不仅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还应包括《行政强制法》。为此,应重新解读《行政强制法》第3条第2款,将无法律依据的应急强制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在此基础上,应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并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一方面,完善地方法律法规,明确强制转移权行使的前提和主体;另一方面,构建基于《行政强制法》的强制转移权执行机制,建立合理的执行程序和强制力"阶梯",从而实现对强制转移权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