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对规范刑事法治、防止刑罚权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当秉承“严而不厉”思想.刑罚的谦抑性要求有限度的适用刑罚,并且应避免过于苛厉的刑罚.民事纠纷的刑事化现象,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加重了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     

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实现刑法现代化的关键首先在于实现刑法理念的现代化,我国目前应该树立权利本位刑法观、坚守刑事法治、保持刑法谦抑。结合目前刑法运行的实践,这三个理念应该取得符合现代刑法运行实践的合理内涵。     

论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和谐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精神都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两者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和谐社会必须借助于现代法治才能实现,现代法治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理念、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只有法治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论刑法的谦抑性

在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从本质上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符合刑法谦抑的价值追求,因此深入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对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试析当代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养成路径

大学生法治思维是其未来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高校作为人才的主要输出地,应把培育大学生的法治思维作为法治教育的突破口。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养成,涉及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法治情感、法治信仰等因素,应通过让大学生“知法”以获得法治思维的认知基础,通过“守法”以领悟法治的神圣感,通过“用法”以提升法治认同感。当前,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在高校法治教育中效果差强人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育过程过于压缩,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培育方式过于单调,缺乏多样性和针对性;培育环境趋于行政化,缺乏民主性和渗透性。高校要积极探索大学生法治思维养成的路径,树立“以学生为本,以法为主线”的理念,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两手抓,同时进一步做好培育系统的顶层设计,为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和养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理念到实践——刑法谦抑发展的必由之路

渤海大学经法学院吴富丽博士撰写的《刑法谦抑实现论纲》一书,是在渤海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资助下,经过多年不懈研究的成果。在我国当前重刑主义思潮暗涌难平的情势下,倡导刑法谦抑理念、探索其实现路径,对于推动我国刑事法治     

刑法谦抑性践行之思考

从刑法谦抑性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刑法谦抑性主要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对它的贯彻和实践不宜由"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等模式加以描述和涵盖,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讨论刑法谦抑性的相关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刑法谦抑性的界定与实践

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精神,是刑法两大机能相互制衡的结果。本文试图给刑法谦抑性做简要的内涵界定,通过动态的立法、司法、行刑过程中刑法谦抑性的体现,来阐明其对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以期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     

治理型刑法理念之提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切入

治理型刑法理念是对压制型刑法理念的反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乡土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兴起为提倡治理型刑法理念提供了民间社会背景,而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为提倡治理型刑法理念提供了政治社会背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和解与被害人赔偿制度以及社区矫正制度成为了治理型刑法理念的基本表征。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论刑法谦抑之本质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理念、思想或精神。     

论刑法教学中良性刑法情绪的培养

刑事法治精神的发扬和最终实现需要依赖于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而刑法学课堂无疑是普及刑法和检测良性刑法情绪塑造可能性的重要场域。在刑法学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刑法权利、民生和宽容之理念以及最终养成其良性刑法情绪是刑法学教师授课的目的,而完成此任务尚需要结合刚刚发生或者成为经典的刑事司法案件来制定具体的策略。     

刑法谦抑性思想溯源

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州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通过对刑法谦抑性的溯源可知,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     

刑法谦抑性之价值蕴含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3个层面的基本要素.     

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军事法治视野下军事死刑废止研究

构建完善的军事法体系是实现军事法治的必要前提。我国军事刑法长期未获得修订和完善，其中的军事死刑数量过多，虚置严重，已成为我国死刑改革需要面对的重点问题。各国军事刑法废除死刑的趋势表明，即使军事犯罪有特殊危害，但军事死刑也已经失去正当化根据。废止军事死刑符合法治的基本理念，适应刑法的人道主义要求，与军法从严的原则并不矛盾。未来我国应依照从平时到战时、从非暴力到暴力、从无直接被害人到有直接被害人犯罪的顺序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军事死刑的废止。     

刑法中“行政处罚”入罪要素的立法运用和限缩解释

 刑法中的“行政处罚”属于非典型的入罪要素,在刑事政策指导下,充当了扩大犯罪圈的“马前卒”。无论是法律拟制、刑法保障功能的论点,抑或是新的犯罪形态之论,都无法充分论证“行政处罚”作为入罪要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轻缓化基本理念,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应遵循行政处罚措施穷尽的基本原则,即以行为人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已用尽为刑法立法指导原则;在刑事司法层面上,行政处罚作为非典型的入罪要素不能单独完成行刑案件的界分,而应回归到个罪的罪质和罪量这一传统入罪标准,对刑事规范中“行政处罚”要素从刑法解释学上作限缩解释。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质疑

面对社会上见危不救、漠视生命的现象,有人提出我国刑法应增设见危不救罪。但当前我国刑法并不适合设立见危不救罪,因为若设立这个罪,不仅和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理论相抵触,而且违背刑法谦抑性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