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论冯契的哲学观

冯契一生的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系统的总结归纳了这三个时期冯契的元哲学思想,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何为哲学”,“哲学为何”,“如何哲学”等这些元哲学理论的具体回答,在比较分析中评价了冯契元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冯契与他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观

关于人的自由或自由人格、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是冯契哲学认识论思想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也是冯契哲学认识论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冯契在继承和批判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本文拟从自由、人格、自由人格的涵义入手,较系统地分析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涵义、特征和传承。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     

冯契先生的佛教观研究

冯契先生对佛教的关注,主要涉及其对印度佛教基本内涵的概括和对中国佛教主要特征的诠释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转识成智”这一范畴的深入考察,冯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冯契先生的佛教观,对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冯契对毛泽东的主体能动性思想的解读和发展

冯契认为毛泽东的主体能动性思想集中体现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两个‘决定作用’”中 ;冯契从三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的主体能动性思想 :一是认为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文化的创造 ;二是认为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认识的辩证运动 ;三是认为主体的能动性体现为精神在造就自我的过程中认识自我。     

《民法典》居住权：立法意旨、功能演化及制度重构——基于人役性向用益性转变之视角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的人役权，具有鲜明的保障功能，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在承继罗马法居住权的基础上逐步淡化居住权的人役性特征，以期摆脱人役性对居住权制度的功能限制。我国居住权“入典”的立法意旨置重于“住有所居”的实现及住房的多元利用。在新型不动产用益物权格局形成的背景下，人役性居住权的立法规范极大限缩了居住权的制度功能。除传统人役性的保障功能外，居住权可为以房养老、合资买房(建房)、分时度假酒店、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等多领域提供不可替代的制度支持。《民法典》应采用“多编协同”的立法模式，将人役性居住权置于婚姻家庭编及继承编中加以规范，同时以物权编的立法规范实现居住权用益物权本质下的多元制度功能。     

流域立法的法理追问

流域立法源于流域生态学、复合生态系统观与水治理结构扁平化的综合发展，其制度目的是实现流域内各政区对水资源公平合理地开发利用，促进流域保护治理上的集体行动，并承担起推动宏观政策实施、弥补分割立法缺陷和形塑流域治理新秩序的功能。在系统论思想下，流域立法目的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完成从线性立法向非线性立法、从权威式立法向合作式立法的转变。从立法规律和客观实际出发，我国流域立法宜采取“流域基本法+流域特别法”的模式，通过完善流域法制来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治理提供法律支撑与制度创新。     

从惩罚性赔偿到侵权法功能的转变——对我国侵权立法的一点建议

大陆法系传统的侵权法着眼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补偿,因此拒绝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的适用。但随着民法的社会化,现代侵权法的功能应当由“补偿个体”向“考量社会利益”转变。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应包括“补偿”、“惩罚”与“预防”。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很好地实现这些功能,在我国未来的侵权立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理性的选择。     

冯契的“智慧说”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因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陷入困境。冯契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的实在感来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冯契又借用西方哲学中内在性与外在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原理论述了人的认识是可以把握对象的，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为自己的智慧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冯契智慧说中的“观点”范畴

冯契智慧说中率先将“观点”纳入认识论范畴,界定了观点的涵义,指出观点具有一贯性、社会意识性、多元性的特点;分析了“观点”与“意见”的联系、区别：“观点”贯穿“意见”之中,“意见”受“观点”的统率、指导,观点与意见不一一对应,观点具有社会意识性,但意见不一定具有社会意识性,观点具有一贯性、意见则呈多变性;考察了人们对待认识过程中矛盾现象的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种观点;探讨了开展观点的分析、批判的途径：坚持全面性和以辩证唯物论的立场看问题。冯契提出观点范畴有四方面的理论意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体系,为人们如何获得真理性认识提供了途径,为防止经学独断论提供了理论武器,为人们怎样开展观点的分析、批判提供了指导。     

论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目前仍为机构型监管模式,金融监管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国际合作监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我们应相应变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制:确立功能性监管理念,以功能监管替代机构监管;制定中国特色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最大限度实现监管目标;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监管”立法,实现“他律遵法”向“自律守法”的转化;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立法,避免内国监管法律域外适用的冲突。     

冯契智慧论——基于古代中西方智慧的理论创新

分析了冯契对智慧理解的独到之处，认为冯契强调智慧使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智慧的境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达到的。指出哲学家们尤其是冯契对智慧的理解对于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从“形式化”到“理想形态”——冯契对金岳霖概念论超越的一个侧面

由于对知识和智慧二者关系处理态度的不一致,影响了金岳霖与冯契对概念中主体成分的追认,金岳霖从客观、理智的立场出发,重在追求意念的真,追求对意念的形式化处理,而拒斥其情感、意味;冯契从知情意相统一的人格立意,以整个人去裁决知识,探析了具体概念的理想形态.冯契对金岳霖概念论的超越昭示了主体知、情、意综合统一的实质;昭示了形成逻辑与辩证逻辑、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也昭示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冯契对金岳霖概念论的多重超越展示了概念理论朝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的完善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状况的改变,制定于20世纪90年代的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未能与时俱进,滞后性凸显,立法内容针对性及适用性普遍不足。当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在基本功能定位、具体行为规定及责任条款设置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制约其立法目的实现及功能的有效发挥。对此,应当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予以完善,立足反不正当竞争规范之“保护竞争、有限干预市场、促进市场效率”基本定位,保持其专业性、独立性与法益保护多元性;发挥地方立法之“细化上位法规定及地方特色拓补”功能,进一步优化行为条款及责任条款,使反不正当竞争地方立法实现其应有之义。     

冯契的实践观

实践,是冯契转识成智学说中知识到智慧的桥梁。实践,在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中,既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本身,又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确证。冯契理论中的智慧,是一种能在滚滚向前的认识过程中获得的性与天道的真理性认识,即智慧是可以认识的。整个认识过程就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感性和理性、有限和无限、客观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等矛盾环节的不断开展与解决。冯契的实践观有三层意蕴一实践是人类向着实践目的运动的过程;二实践主体的本体论意义;三实践客体的优先性。冯契的实践观既突破了现代知识论的狭隘领域,又吸纳、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独具个性的实践观。     

立法文本翻译在法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完善路径研究

法治“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要求,就是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法律交流,加深对共建国家立法情况的了解,这需要以扫除共建国家立法文本的语言障碍为前提,并通过翻译“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来实现。然而目前,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的翻译工作尚滞后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步伐。在法治“一带一路”建设中,立法文本的翻译有着突出的必要性。我国应更好地规划和开展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立法文本的翻译工作,在翻译的技术层面设置明确的指导原则,妥善规划对于立法文本的选择,并且关注“一带一路”立法文本翻译的人才培养和机构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冯契辩证逻辑方法论研究综述

作为当代著名的辩证逻辑学家,冯契对辩证逻辑方法论原理作了富有新意的考察。概括起来,当前学术界对冯契辩证逻辑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的评介;二是对方法环节的评介;三是对具体真理的评介;四是对逻辑范畴的评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

我国提出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从定义、目标和地理空间范围等角度明晰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内涵与外延,从实质而非形式视角界定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区的“基础”地位。以法律体系理论审视被列入立法计划的《国家公园法》立法,应当在法律体系中规划立法、在法律体系中明确法律部门归属、在法律体系中协整相关单行法的内在关联性。应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为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立法重点包括将《自然保护地法》界定为自然保护地领域的基本法和政策法、确立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法定标准、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