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文体意识的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文坛巨匠对梁启超新文体意识的形成有催化、助长之功,而且经过梁氏之文影响了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文坛。     

力主统一的文坛斗士——论陈映真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当下,"文学台独"逆流甚嚣尘上,但文坛斗士、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陈映真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予以了坚决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批判"台湾文学主体论",一是对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台独逆流进行彻底的清算.     

唐高宗与初唐宫廷文学

唐高宗具有尚实、端方、稳重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点,对文学创作既无才能又少兴趣,宫廷文坛遂从贞观时的帝王主导型转变为高宗时的权贵主导型,上官仪和许敬宗等权臣成为宫廷文坛的领导者。质地纤弱、热衷于华丽藻饰的＂上官体＂风靡一时,失去了贞观宫廷诗的宏大整肃与雅正之风。在用人方面,高宗重吏干而轻文学,使得新进文士的仕进之途受挫,处境尴尬,阻碍了文学高潮的孕育和催发。     

庄严与无耻之间——论冷歌的文学活动

冷歌是活跃在伪满洲国末期文坛上的一位知名的编辑、作家。在庄严与无耻并存的沦陷区文坛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编辑出版许多新文学作品,对繁荣东北文艺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诗歌、评论、散文等文艺作品的发表更证明了他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应时应制之作的局限。     

王禹偁与晁迥的文学交游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最重要的文学家,晁迥也是北宋初年重要的士大夫.两人因桑梓之谊而弱冠相交,在此后的宦游中又互相慰勉,互赠诗文以寄情.两人以各自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对北宋早期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禹偁与晁迥的文学交游和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一、为宦以前的师从之谊;二、仕宦之后的相互慰勉;三、两人在宋初文坛的地位.     

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上的文学影响分析

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文坛上的文学影响不能因为简文帝萧纲的批评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意义,在众多文人集团中,裴子野集团在梁代有其特殊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与永明体和宫体诗创作的对立批评之中,而裴子野与萧纲论争的原因也从客观上说明了裴子野集团在当时文坛上影响之大。     

女性出头一片天--台湾女性文学一瞥

起步甚晚且以不可阻挡之势跃入台湾文坛前列的女性文学,一举打破台湾文坛长期以来男性独家鼎立的局面,而使当代台湾文坛迈进多元化创作发展的大道.从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到新生代女性文学的突起,均显示了台湾女性文学发展的实力.台湾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重心是以塑造众多性格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来透视出其畸形社会.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亦可谓百花竞放,争奇斗艳.作为我国当代文学不可缺少的台湾女性文学,是与大陆女性文学互呈异彩、交相辉映的.     

文学场视野中的当代文学生活

文学生活既指文学专业从事者建立在文学活动之上的日常实践,也包括普罗大众与文学的日常接触。而文学场视野中的当代文学生活,更多指涉前者。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文学生活发生了两次"中心的转移",而最近一次的转移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还在进行中。这种转移的重要后果就是导致文学场的裂变与隔离,当代中国文学场由此形成单位制文坛、市场制文坛和学院制文坛三元并存的格局。     

论太康文学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

太康文学风貌独特,个性鲜明。其时模拟风气很盛,方式多样,成效不一,或拟而似之,或拟而劣之,或拟而变之,或拟而胜之。如此奇异的文坛景象,说明了文学创新必不能割断对传统旧典的联系,以复古为创新,不失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一条可取途径。只是对于通变之术、复变之道,太康以前作家所积累的经验毕竟有限,所以太康群才似乎失败多于成功。而后人又常常因为"形式主义问题"的过敏性缘故,所以对太康模拟现象总是批评多于欣赏。其实,袭故弥新,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太康作家积极高扬的时代性文学精神。     

论梁武帝的文学活动及其对梁代文坛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梁代文坛繁荣的原因,考察了梁武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梁武帝提携文学后进和组织文学活动等举措对梁代文坛的繁荣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指出梁武帝对梁代派别文学集团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流变

学界在谈到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时,往往只关注其叱咤风云的"三界革命",而忽略了他后期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考察这些学术活动,会发现他文学观念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呈现出鲜明的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路向。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流变,既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反映。     

中国文学期刊第一波之潮起潮落--以《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为线索

<新小说>的创刊、危机、停顿、转移这一曲折过程,说明梁启超以政治家为班底、以"发表区区政见"为目的的办刊方针难以持久,由于种种原因只好转向吴趼人以谴责、讽喻社会为主的办刊方略上去.以<新小说>为"标高",中国又竞相出现<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等刊物,构成了中国小说期刊第一波多彩而繁荣的景观.     

论辩：现代汉语文论话语的重要方式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点燃了围绕白话与文言展开的文学论争,论争的思维与言说方式凝结成现 代汉语文论至关重要的话语方式:论辩。论辩话语方式具有对话性、针对性、极端性三个显著特征。现代汉语语法的 系统性、词汇的口语化,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逻辑文体、维新派与革命派进行的报刊大论战等多种因素, 共同培育了论辩话语方式。随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与深入,论辩话语方式被煅造成一把典型的文论双刃剑。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解读的本土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新闻自由观、报刊功能观、受众观方面。这种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中西文化观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分不开。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梁启超启蒙宣传的传播学分析

梁启超是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多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称其为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哲学家。文章以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最初五年的报刊活动为背景,将梁启超定位在启蒙宣传家。并以传播学的视角,从传者、内容、媒介、受众入手,对此时期梁启超启蒙宣传活动进行分析。     

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汉文中“民族”一词的出现并非始自《东籍月旦》－－质疑近年来民族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观点

近年来,在一些与民族研究相关的论著甚或辞书中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汉文中"民族"一词最早出自1899年梁启超所撰《东籍月旦》一文,笔者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一说法存在着众多错谬,与史实不符,首先,《东籍月旦》并非撰于1899年,而是1902年;其次,在《东籍月旦》以前的诗文中,梁启超已多次用过"民族"一词;最后,在梁启超之前,王韬在其《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已用过"民族"一词.因此上述说法是不正确的,特此订正.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