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加强专制集权浅论

北宋灭亡后,随着南宋政权在江南逐步稳定下来,高宗朝已建立起一套既能适应偏安政局,又便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体制。但是,由于秦桧利用高宗向金朝妥协乞和的弱点,挟主立威,垄断朝政,成为南宋历史上的第一大权相。秦桧专政对高宗朝皇权造成的危害,为孝宗加强集权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本文拟就孝宗朝集权政治的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并联系孝宗朝在南宋历史上的地位,对这种集权政治的作用予以适当的评价。     

南宋孝宗朝立法活动分析

南宋孝宗时期，国家各项建设都呈现出发展态势。为了使法律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南宋孝宗朝适时修法、严谨量法，重视法律与现实相结合，保证了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其法制建设中，立法活动做为重中之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南宋这一时期诸多方面呈现发展的态势与此不无关系。这是对南宋法制建设的重大贡献。这种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吕祖谦家学传承及文学贡献分析

一、家学渊源和师友影响 吕祖谦，字伯恭，婺州金华县（今浙江金华市）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年四十五岁。在南宋理学中，吕祖谦的学说占有重要地位。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指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     

1999年第1期目录

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是《高宗系年要录》,今名乃四库馆臣所改的说法,本文分别从作者自称、宣取和奏进时所称、坊刻本和传抄本所题、录入《永乐大典》时所题四个方面,对此书本名究竟是什么作了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是李心传为他计划编纂的南宋编年史所定的书名。首次奏进的虽只高宗一朝,使用的已是这个书名。由于接续修纂的孝宗以下各朝未能最终完成,社会上流传的实际上只限于高宗朝部分,但使用的正式书名,无论刻本还是抄本,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另有《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也是正式书名,当是别名。《永乐大典》据以录载的底本,《文渊阁书目》登录其名作《建炎系年要录》,'建炎'疑系'建炎以来'之省。而《高宗系年要录》,则从未用作正式书名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论宋孝宗朝桂林石刻文学

宋代是桂林石刻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其中南宋孝宗朝桂林石刻文学最为兴盛.励精图治的宋孝宗、务实能干的广西地方官员共同营造了桂林石刻文学发展的良好环境.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等名家在桂林创作的石刻诗文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使得当时的桂林石刻作品影响深远.     

王之望年谱简论

王之望博学多才,曾经在南宋孝宗朝初年担任过参知政事,由于其对金倾向主和,因此颇遭时人非议。     

南宋丰储仓研究

丰储仓作为宋代贮存朝廷封桩粮食之所,最早设置于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其后在孝宗、理宗朝两次扩建.其粮食来源主要采用“置场收籴”的方式,存粮大多作为赈恤粮、军粮,至南宋中后期还用于供奉皇室、寺观等其它支费,逐渐偏离了设置之初“备水旱,佐军粮”的目的.丰储仓的设置不仅给国家财政管理带来诸多不便,而且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在赈恤灾伤、稳定社会秩序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南宋政治

南宋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以后，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为南宋赢得了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的难得时机．但是，由于宋高宗的腐败和怯懦，投降金人，重用秦桧，从而造成秦桧势力的坐大．本文论述了秦桧集团的形成经过、罪恶活动以及高宗、秦桧的腐朽统治，并通过对“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南宋政治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南宋所以不能中兴的原因．文章指出，秦桧死后，秦桧集团尽管土崩瓦解，但高宗仍然执行一条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使南宋政治继续走向黑暗腐败，这不仅使南宋失去了难得的恢复中原的机会，并且隐藏了更大的危机．     

试评宋孝宗的统治

宋孝宗是南宋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在其统治前期和中期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 ,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开创了南宋历史上的鼎盛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 ,孝宗的统治业绩又是很有限的 ,不仅在革除弊政、选才用人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 ,而且宋室南渡以来国弱民贫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到了统治后期 ,孝宗明显趋于保守和消沉。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我们应该给理学以公正的评价     

试析宋濂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

宋濂的理学思想以程朱道学为本 ,兼及心学和事功之学。在其道统文学观指导下的散文创作大致呈现两种态势 :文道合一是主导 ,文与道的游离乃至背离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     

清初名儒李颙的治学之道

李颙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哀。这既是对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     

冯友兰学术思想新探

文章综合分析了冯友兰在各个时期的理论,对其新理学的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并对这一哲学体系进行了一些新的论证。对廖平之学做了初步介绍,提醒人们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中某些观点的不同,冯友兰其实是以廖平之学而非康有为之学做为“经学时代”下限的。文章还尝试对冯友兰建国以后复杂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分析、说明。      

从阳明到卓吾的中介--论罗近溪思想的定位

罗近溪是泰州学派中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王阳明到李卓吾之间过渡的中介。一方面,近溪真善并提的赤子之论对于“童心说”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另一方面,近溪“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的思想真正开启了“欲望”进入“天理”的途径,为卓吾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近溪于宋儒最敬服程明道,论学极具圆教色彩,受程明道以仁心之感通说万物一体影响至深。早期启蒙思潮在五峰明道一系中汲取了重要的理论因子。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