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战时期《中央日报》看其“党、政、报”的关系

在中国新闻史上,国民党党报虽然伴随当时国民党的失败而最终走向终结,但其重要的历史地住却不容忽视。其中,《中央日报》作为当时最接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党报则显得更为典型。本文即通过对国民党为何创办党报、由《中央日报》所体现出的宣传策略的转变,以及抗战时期国民党报人如何对《中央日报》进行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当时“政党、政权、党报”的关系进行探讨。     

历史的记忆：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国其产党发行了很多报纸,其中以《新华日报》最为著名,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在维护统一战线推动国共联合抗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见证,是中国历史的记忆,本文拟从《新华日报》的筹议、创刊及发展,宣传特色和宣传成效等方面做一具体论述,以期能给读者对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历史一简单的了解。     

论《中央日报》在抗战中的宣传技巧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新闻媒体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动员和引导作用.国民党《中央日报》在抗战中的宣传技巧,主要体现在根据阶段性目标选定宣传内容和根据实际对象策划宣传方案两个方面.《中央日报》始终从国民政府立场出发报道新闻,体现了其作为党报理应为政党服务的意识.     

《星期评论》——“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

《星期评论》是国民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办的进步期刊,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朱执信等.该刊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倡导妇女解放,在“五四”时期名噪一时.该刊曾和《每周评论》一起,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又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一起,并称为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     

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广告的政治社会功能

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统区的代言人,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新华日报》所刊载的大量广告不仅具有为报社创造经济收入,提供经济保障的作用,更具有显著的政治社会功能。对《新华日报》的广告内容、广告版面设置情况以及该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国货运动＂中所进行的广告活动加以考察,结合该报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归纳了《新华日报》广告所发挥的对敌斗争、抗战宣传、民族精神激励以及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并指出它们在中国广告发展史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传播：基于《每周评论》的审视

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史上,《每周评论》作为“五四刊物的先锋者”,是早期在中国播种社会主义的关键性报刊之一。深入研究《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史实,从《每周评论》的背景逻辑、传播逻辑和价值逻辑入手,考察其议程设置的宣传艺术,引导社会心理进行思想宣传的手法和利用学理争论传播主义的技巧。以此梳理《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为当代意识形态领域提供历史借鉴。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

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极具特色的各种副刊亦为人所津津乐道。总体而言,《大公报》副刊种类繁多,有针对“识字不深”读者的综合性副刊,也有传播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性副刊,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其中,专门性副刊的分支——学术性副刊是《大公报》系列副刊中的一大亮点,也是知识分子媒介实践的重要园地,兴盛数年后却与受众的诉求逐渐背离,最终走向了消亡。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

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现代转型,二是《大公报》的言论特性。以《大公报》的历史演变为例,通过阐释《大公报》各个阶段的办报宗旨,今人可以管窥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特征与风格。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从观察文坛到关注社会——《中央日报》副刊时期储安平之转折

作为"新月派第二代文人"的储安平,担任《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编辑期间,刊发了大量观察文坛、反映文坛风气的文章。这些文章多以揭露文坛黑幕和阴暗面为主,使其逐渐形成一种对文坛和文人的否定性评价。此种认识,导致储安平放弃《中央公园》而主持《中央日报副刊》,逐步将注意力由"观察文坛"转向了"关注社会"。其后储安平以政论家的身份出现于中国报界,于20世纪40年代末创办《观察》周刊,深刻影响了战后中国的舆论走向。由此可知,此种转变实为储安平一生之关键转折,对中国新闻史而言亦有重大意义。不过,他在《中央日报》副刊时期的转折,并非毅然决然的转变,而是带有某种曲折和反复。     

《大公报》重庆版简论

《大公报》有津、沪、汉、渝、港、桂等版,其中重庆版创办于1938年12月。由于抗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及重庆作为陪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大公报》重庆版在各版中的影响相对较大。重庆版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风云,既是“国家的忠卒”,又是“政府的铮民”,前者表现为主张抗战,反对内战,后者表现为对国民党当局弊政的痛斥。《大公报》重庆版虽有部分言论错误,但更多地是发挥了历史进步作用,是重庆出版史上的重镇。     

《湘江评论》创刊的文化资源

《湘江评论》是青年毛泽东在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和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报刊论政以及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创办的时事评论周报。在内容上,《湘江评论》秉承了中国历代文人忧国忧民、匡扶时世的理念和传统,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启迪民智,宣传革命;在形式上,《湘江评论》不仅完全采用白话文,而且借鉴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新式编排方法。     

新记《大公报》特色综论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的亚洲报纸,这代表了《大公报》的世界地位.在《大公报》112年的发展历史中,新记《大公报》即从1926至1949年应属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的斗争岁月里,《大公报》有许多办报特色值得后世继承与学习,尤其是在人才的选用与发现上,社评、副刊以及专栏的创办上给后世报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大公报》对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宣传——以清末民初为主

军国民教育是通过对青年学生及国民灌输军事知识和尚武精神,强健体魄,振奋民族精神,最终达到“寓兵于民”、“强兵富国”之目的的一种教育。《大公报》能顺应时代潮流,反映时代要求,努力介绍和推动军国民教育主张,表现了其作为新闻媒体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民初《大公报》军国民教育主张产生的历史条件、具体内容及评价的探讨,意欲理清该报对这一思潮的态度和主张。     

论《大公报》在反袁称帝斗争中的影响

《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拥袁称帝与反袁称帝斗争酝酿之时，在反袁称帝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大公报》态度明朗，高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旗帜，其办报主旨第一条即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大公报》的反帝制宣传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公报》坚决的反对帝制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

本文认为《管子》“三匡”的命名分篇与简制长短无关 ,而有其内在意义。“三匡”之匡来源于对桓管功业“一匡天下”的评论 ,辅相、匡救等义只得其一偏。而“三匡”大、中、小的区分与《逸周书·文匡解》中的提法完全符合 ,不仅是“借用名词”而已。“三匡”是各自以正天下、正国、正民为中心 ,而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一组文章。     

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殊途同归

公共关系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差不多30年,公共外交与公共关系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在某些方面是趋同的。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全世界为之瞩目。但是,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和实际的中国差异很大。近期,西方主要报纸关于中国的评论题目有很多,比如德国《世界报》的题目是：“中国即将崩溃”;《纽约时报》跟它相反：“中国前景光明”;《华尔街日报》的题目是：“中国将拖垮世界？”英国《金融时报》则是：“为何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可见,世界舆论对中国的评价有的偏向消极,但也有积极的,看法十分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