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使得家庭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子女孝养的功利性增加,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变得脆弱。但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家庭养老的深厚文化土壤以及国家和政府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和具体的物质支持,这些都使农村家庭养老仍有其生存的空间。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例如积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集体养老相结合,更注重老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需求。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历史困境——论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家庭结构出现了规模小型化,进一步核心化,户均人口数、生育子女数减少,居住方式的变化,老年人传统权威的丧失、家庭地位的下降等诸多方面的特点,作为与传统家庭结构模式相符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也受到来自上述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存在的基础受到了冲击,走人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对社会的养老方式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并且需要不断地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近代以来家庭文化变迁的历程

中国家庭文化的变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家庭文化受到抨击 ,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提出了家庭改制的主张和一些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是中国开创新的制度和观念文化并经历了人为挫折的时期 ,这一时期家庭文化发生了根本变革 ,但出现了家庭文化政治化的倾向。第三个时期是“文革”结束后至今 ,这是中国全面变革的时期 ,也是家庭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 ,家庭文化呈现失范性、多元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重庆市家庭结构变迁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微观反映。本文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重庆市家庭结构20年来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分析了影响家庭结构变迁的因素,以及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各种影响。     

论家庭关系变动中的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传统的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传统的三世同堂的居住方式演变为夫妻独居和老年人分居,子女对老年人的支持和帮助减少,从而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必须发挥国家、社会、个人和家庭四个方面的作用,继续增强家庭养老的功能,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养老模式,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赡养问题。     

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养老:家庭方式需要支持

从宏观视角及制度扩张和静态均衡角度对农村养老的关注多具有政治考量和货币补偿的特点,据此推行的社会养老政策迄今为止绩效不佳。对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流动及家庭权威分散所做的分析表明,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养老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弱化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促进方面。农村养老现行而有效的方式依然以家庭为主。家庭不仅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在经济支持上也占据着最大份额。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的冲击不在于动摇了家庭养老的主体角色与核心功能,而在于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方式,拓展或改变了家庭养老的存在形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农村养老制度建设应围绕稳定、扩展或补充而不是抑制家庭的模式来展开。家庭养老需要政策支持。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家庭离散与老人自杀问题透视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离散型家庭出现。离散型家庭主要包括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通过对豫东地区8个村庄自杀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三种家庭类型中,老人自杀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留守家庭中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婆媳矛盾。在隔代家庭中,抚养孙辈的经济压力与对孙辈照顾的代际矛盾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空巢家庭中,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缺失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根据离散家庭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构建可操作性较强的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价值

现代多元开放性社会既促使着人类的文明进步,也冲击着当代家庭的稳定性。在中国,家庭秩序的某些失序现象,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家庭问题。而家庭和谐、仁爱礼让、孝敬父母、勤俭持家等传统家庭伦理理念将有助于化解现代家庭问题,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作为不竭的源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文明家庭建设与社会稳定

家庭建设与社会稳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社会的稳定需要家庭的稳固作保障。但当代家庭中出现的离婚、暴力、代际、婚外性关系等问题，却对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从道德、文化和法制等方面来加强现代文明家庭的建设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论中国农村经济从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的转换

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保护农业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求中国农村经济必须实现从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的转换,即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成功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做到土地资源、组织形式、技术应用、资金要素的适度规模化。为此,需要优化完善顶层设计,采取包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等在内的复合手段。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21世纪初以来,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安徽郎溪等地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快家庭农场的发展步伐,需要采取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培养合格的农场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     

父母离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从家庭结构与家庭资源双重视角考察了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家庭结构缺损和资源被剥夺是影响未成年子女教育的重要中介机制。从家庭结构看,"母亲缺位"和"双亲缺位"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父亲缺位";从家庭资源看,离婚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影响子女教育,其中家庭社会资本除了对子女教育有直接中介效应外,还对家庭文化资本产生调节作用,影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效率。应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为离婚家庭建立保护机制,以减少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负面冲击。     

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的变革与借鉴——基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福利辨析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家庭寄养的国家之一,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殖民时代。在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在"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种价值取向交织下不断向前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福利供给角色也不断发生改变。发展至今,形成了以永久家庭安置为核心的政府主导、社会强制报告、专业社工服务为一体的家庭寄养体系,在"自由"与"干预"之间实现了平衡,为我国在适度普惠儿童福利背景下,从政府主导、保护主体多元化、提供预防服务方面建设完善困境儿童救助与家庭支持福利制度给予了有益启示。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产权问题

分析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 ,得出以下结论 :一、农村产权制度的明晰化和剩余索取权的内在化 ,诱致了生产队制度向家庭责任制的制度变迁 ;二、农村生产的规模经济诱致家庭责任制向规模化经营的制度变迁 ;三、农村目前的产权制度仍是一种不完备的产权制度。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现状及主要发展思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冲击,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等的变迁,都使得我国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大为弱化。为此,我们应主要从制度伦理建构入手,鞭策、鼓励、扶持家庭养老,真正让家庭成为老人们安度晚年的稳固后方。     

比较框架下的家庭重要性评价：对个体化理论的再思考

围绕家庭这一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个体化理论从“脱嵌”和“复嵌”两个角度分别呈现了“束缚命题”和“保护命题”,前者将家庭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束缚力量,而后者将家庭视为保护个体抵御各种风险的保护器。围绕这两个命题,在利用多种方法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个体化倾向强的个体对于家庭和朋友重要性的评价都显著偏低,而家庭重要性评判和朋友重要性评判之间的差异与个体化的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在家庭与工作、家庭与休闲时间之间,个体化倾向更加促使个体赋予工作和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说明个体化进程对于家庭制度的冲击只是其对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机制冲击的个例。除了家庭之外,个体化过程也会对其他集体性机制（如交友）产生影响。尽管家庭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家庭是否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个体而言,相比于家庭,其更加愿意赋予朋友以及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一发现表明,一个具有良好经济状况的家庭是促使个体化的一种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