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革命时期、"政社合一"建设时期、"乡政村治"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得以优化、乡村治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乡村治理实践做法不断创新.回顾历史,中国乡村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在于:治理目标上,始终着眼于乡村稳定和发展;治理理念上,牢牢锚定农民的根本利益;治理主体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治理模式上,自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党领导乡村治理遵循"党的领导-乡村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经历渗透动员、全面领导、还权赋能、减负放活和协商共治五个阶段。坚持完善党的乡村组织建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乡村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经验。新时代,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归宿,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条件,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构建党领导的"一核多元、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于法治和德治的辩证思考

古代儒者们在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上有着不可克服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性 ,对于法治与德治的学理内涵及其深层科学意义和价值缺少过细的挖掘和梳理 ,因此 ,有不少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实际上法治与德治有治理形态和治理手段两种意义 ,两者相区别又相关。当表征为社会或国家治理形态时 ,涵盖了治理手段 ,并以此为核心 ,来展示其主要特征和基本结构的。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论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本质特征、即对陈述人而言 ,他并非亲自感知案件事实 ;对诉讼当事人而言 ,他们无法对传闻证据进行交叉询问 ,两大法系均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 ,英美法系认为传闻证据会剥夺当事人的询问权 ,因此确立了传闻规则 ;大陆法系认为传闻证据有违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确立传闻规则具有必要性 ,解决证人不出庭问题 ,并提出初步设想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刍议

行政法治与行政德治作为两种独立对立的行政模式, 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面。行政法治是中国行政现代化的必然归宿,而现代行政法治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结合点则是行政法治对行政德治的合理吸纳。     

浅议“德治”与“法治”的并重与耦合

德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略,各有长短,都有缺陷与不足。以长补短,弥补缺陷与不足,依赖于二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作用机制的有机契合。现代社会离不开法治,文明社会离不开道德,任何一个良好社会都必须依靠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有序行进的有效支撑。所以,一个理想社会的治国方略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相互结合、两维互动的制度平台之上的。     

市场经济原则能否代替道德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带动了社会伦理道德建设领域的变化。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伦理道德问题。有人提出要“用市场经济原则代替道德原则”。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有些活动的评价只能到经济原则中去寻找恰当的答案,而不宜到道德原则里去寻找答案,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原则运用于道德领域。      

社会主义德治与社会主义法治关系论析

社会主义德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表现方式、作用机制、作用范围不同,但是两者内容上相互渗透,本质一致,目标相同,功能互补。因此,社会主义德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辩证统一的。     

论哈特承认规则与裁判规则的关系

为补救初级规则,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引入作为次级规则的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两大规则的核心基础均为官员,尤其是法官接受的"内在观点",这决定了两大规则间必然存在密切联系。在法律空缺与不确定条件下,承认规则对裁判规则的内在鉴别,裁判规则对承认规则的不确定性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