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的政治学诠释--儒家礼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 ,其政治前提正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 ,其政治运作的根本是“礼治”。“礼治”是包含了“德治”和“法治”两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结构。可以说 ,礼治以德为本 ,以法为用 ,德法体用一源 ,是统治者实现人治的工具。儒家所开创的礼治话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 ,其影响极为深远。但在中国近代 ,因西方民主话语的冲击 ,其正当性、合法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我们认为儒家礼治话语传统在精神上是专制主义的 ,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 ,也不意味着它不能参与对现实的指导和对未来的建设。但儒家礼治传统要在现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必须实现其根本性的转换 ,以使其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衔接     

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时而德治、法治独行 ,时而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 ,至春秋战国时期 ,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 ,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由于儒家的“德治”主张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未被诸侯采用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尤其是秦王朝的欢迎。然因秦王朝独任“法治” ,结果却二世而亡。故汉武帝以后 ,“德法并举”便成为历代治国方略的主流。     

孔子的德法思想与当代的德法建设

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方式,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如何把握和利用这两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有其独到的智慧闪光之处。孔子德治思想的智慧是什么?孔子法制思想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借鉴其思想构建适应现代国情的德法思想?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法治视野中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定位与智识资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为核心内容与保障条件。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必然以强化国家竞争力、防止国家衰败、促进人权的保障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善治、强化执政正当性为目标。建构以法治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统摄之下,实现西方法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的积极成果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汇流与融合。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礼治的现代转化问题

梳理礼治话语并回顾其现代遭遇 ,呈现礼治现代转化问题的由来、历史及其实质 ,可以看出礼治能否现代转化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转化了的礼治如何与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现代法治相衔接。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基本理念论纲——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理论问题

文章系统地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依法治国的理论根据、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准与建设法治国家的现实条件。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含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法治的困惑与教育的价值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是中华民族对历史上困惑的超越。然而 ,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的中国社会如何实现法治 ,却十分引人深思。本文认为 ,中国实行法治的关键在于教育 ,教育为法治提供了基础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