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唐代进士科“试读”考论

《通典》所载之"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之"试读",历来争议不断。清人徐松、今人傅璇琮、徐晓峰等认为"试读"经史即"试策"经史;陈飞另立新说,主张"试读"类同于"帖读"或"读帖"。实则"试读"经史目的是考察举子以"离经"断句为基础的诵读。"试读"试项的设置,不仅与治经读史的传统方法有关,同时也是蹈袭前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结果。将其视为"试策"经史或"帖读"经史,实有待进一步商榷。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定位

在《古史钩沉论》中龚自珍提出了史无所不包的观念,将历代置于史之上的五经,统统归属于史的范畴,并由此得出经为史之大宗的结论。龚自珍还以史之大宗、小宗来区分五经、诸子,将经、子都纳入了史的范围,并据以提出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之说,否定了孔子对六经的著作权。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这一定位说明,龚自珍的经学绝不仅仅是今文经学。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10-14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

宋元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以后,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吸纳汉文化,实行崇儒尊经的文教政策,并开始了对经学的研习和传播。由于北方与南方的文化环境不同,因而经学研究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长达４００年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杂染胡风,重实际,轻玄想,故其经学研究以六经为主,注重经史结合,从中寻求治国的道理;虽然倡扬程朱理学,但仍不废汉唐注疏,具有经世致用、平实质朴的特点。     

经学、 历史与历史书写 ———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 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 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 在两汉经典中, 只有 《周官· 大司乐》 提及过一次 “圆丘”, 而无论是今文经典, 还是两汉典礼, 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 没有圆 丘祭天。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 平衡经典异义, 并以 《周礼》 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 学体系。 郑玄将 《周官》 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 认为在南郊之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 这是郑玄以 经文为本, 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 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在政治层面, 当 “郑氏家法” 被普 遍接受之后, 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 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 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 史、 制度的特点。 另外, 郑玄把 《周官》 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 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 周 公制作的大典, 便成为周代的历史, 而且因其具有 “经” 的地位, 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 因此, 郑玄的经 学在杜佑 《通典》 等史学著作中, 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 可以说, 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 塑造历史, 同 时, 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 从郑玄论圆丘礼中, 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巴蜀哲学的特点、历史地位和影响

巴蜀哲学作为巴蜀文化各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蜀学之魂,长于思辨;多元会通,兼容开放;释经创新,超越前说;沟通道欲,情理结合;躬行践履,注重事功,批判专制等主要特点。并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巴蜀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不可分割地与中国经学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促进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构成其思想体系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统文化,他一方面主张解构儒学意识形态,主张汉字改革,批评旧医的不科学性,这些与新文化运动的取向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孔子抱以极大的尊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情有独钟。对于西方文化,蔡元培特别强调学习欧洲文化中的科学观点,所谓"欧化"就是"科学化"。学习西方文化最要紧的是"择善",择善的标准并无中外之别;融合中西文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欧化",也非保存"国粹";中西文化接触是为了达到相互理解,消除冲突。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北大学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开场图景。在阐述马克思“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命题的基础上，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例进行分析，得出保持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又同时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成为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孔子人生哲学与乡村建设--梁漱溟对儒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儒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无数思想家不停地追问的一个问题.梁漱溟一方面从孔子的人生哲学来肯定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把孔子的人生哲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上,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从而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案.梁漱溟独特的致思方向无疑为未来儒学的发展指示了一个努力方向,它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将占有独立的重要意义.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邓实史学思想析论

邓实是晚清著名的报人、学者 ,国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以创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而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份刊物上 ,邓实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体现了邓实对他那个时代的体认。他的中国史学思想也颇具特色 ,如他认为六经皆史 ,主张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应进行一场“史界革命” ,修史应修“民史”等 ,都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 ,那些身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深受西学冲击的“过渡时代”人物对中国史学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