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积淀了在社会历史发展从初级到较高阶段人类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城市选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管理制度逐渐演变,形成城市专门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宋代都城的都厢、辽金元都城的警巡院及地方城市的录事司、司候司与明清北京的五城等建制城市。建制城市拥有明确的行政界线和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并实行独立行政管理,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形成拥有不同职能地位、不同等级规模、名称不同的古代建制城市体系,与州县行政建制平行隶属于上一级行政建制,与今天建制城市有某种相似性,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     

金代都市警巡院研究

利用《金史》等文献资料研究了金代诸京都市警巡院的建置、职能、性质及其时空特征等城市地理问题 ,认为 ,金代诸京都市警巡院已上升为独立的城市行政建制 ,与诸京县平行地隶属于诸京府。因而举凡建置了警巡院的城市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建制城市 ;对都市实行专门化行政管理的诸京警巡院的兴起 ,标志了当时中国城市发展与管理的高水平和领先地位。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城市发展史和管理制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重视和探索     

辽朝警巡、军巡与巡检制度考略

辽朝承仿晚唐五代及北宋制度,于五京京城内置设"军巡院",于地方诸处置设"巡检司",并于五京京城首创"警巡院",由各机构官员率兵执行城乡巡逻缉盗、边疆御敌平乱、市场商贸监督,以及五京城市军、民户籍管理等任务。辽朝军警治安与民政管理制度的确立,为确保国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启示

我国现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机构设置存在较多弊端,不利于中国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也不利于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参照各个知识产权管理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我国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机构设置进行改革,成立国家知识产权总局统一管理知识产权工作,下设工业产权司和版权司,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供体制基础和重要保障。     

边远地区设置行政特区建制构想——基于三沙市、罗布泊镇、玉麦乡建置悖论的分析

根据行政区划理论及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口是行政建制的基本要素,因此,在几乎为无人区的三沙设市、罗布泊设镇、玉麦设乡是与理论和现行法律相悖的.在类似三沙、罗布泊、玉麦等边远地区应当设置行政特区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高效、专业化的行政机构,也有利于国家功能分区战略的实施以及解决一般行政建制带来的政权建设矛盾.为此,应加强行政特区建制设置调研和试点、适时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     

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国家行政机构,担负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保障乡村社会相对和谐的职责。明代湖北所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的巡检司在设置与分布上有一定的特点与规律,如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和成化,分布上呈明显的区域集中,并且与卫所分布相互补充。这都是由于明政府没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巡检司的分布加以调整,造成明后期巡检司部分职能的弱化,进而使该地区基层管理出现了部分失控。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刍议

论文认为我国的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中存在民族地区缺少中心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产业结构不甚合理、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建制体系没有市建制等问题。民族地区城市应广辟融资渠道,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重点扶持建设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     

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行政级别、规模范围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     

初唐歌行的都城书写及其诗歌史意义

初唐歌行呈现出大量的都城书写,其书写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种,运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描写两京都城的建制和建筑景观,记录两京都城中的文化生活和都城意象的书写。其中,记录都城文化生活多有采用"公子""娼妇"对写模式,浓缩化的都城意象书写则扩大了都城的文化内涵。这种书写受都城赋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与统治者的喜好、宫廷诗的影响及京都生活时尚有关。在这些书写中,诗人们将两汉以来都城建制中天人合一思想转换成宇宙意识,推进了唐诗时空意识的思考。都城书写中也富含诗人们的盛世想象和英雄怀才求志的抒写,是诗歌盛唐到来的重要准备。同时,也影响了其后的歌行创作。     

蜀汉行政建制研究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三国时期蜀汉的行政建制的构成及其特点。蜀汉行政建制主要有三大特点：1、继承汉制;2、战时军事管制已经深入到行政建制上,占有突出地位;3、大量新置郡,以凑足一个国家的框架。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大同地区关于家具的考古资料实物有随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画等，集中反映了北魏、辽、金、元时期的家具状况和水平。在南北融合、东西交流中家具发生了变化；北魏时期为渐高型家具时期，辽金时期高型家具逐渐走向成熟并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种类式样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简洁隽秀的风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装饰上繁复华美的风格，对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辽金官营借贷研究

中国古代政府经营的官营借贷，早在《周礼·泉府》中就有文献记载。踵其后，两汉、隋唐、宋元各代政府都经营借贷，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然囿于种种原因，较之上述，反映辽、金官营借贷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就当前学术界对于辽金官营借贷关注还不够的几个问题，如它的类别、资本运营情况以及历史作用等方面做了研究。     

宋代国信所考论

主管往来国信所(简称"国信所")是两宋专门负责与辽、金两国外交的事务机构,国信所的设置,说明两宋时期外交事务及其管理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这是宋代外交及其管理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国信所的设置不仅为宋与辽、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也对促进宋与辽、金之间的和平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巴蜀哲学发展略述

巴蜀哲学是巴蜀文化的精华 ,从巴蜀第一位有著述的哲学家严君平开始迄清末的廖平 ,巴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两汉至魏晋的经学阶段 ,隋唐三教并盛的阶段 ,宋元明的理学阶段 ,明末清初迄清末批判理学及其君主专制与经学终结的阶段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试论“绍兴和议”的签订

＂绍兴和议＂（也称＂皇统和议＂）是宋、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实力对比下的产物,是在双方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双方的军事力量上看,宋军的力量弱于金军;从双方的经济实力上看,南宋的经济实力强于金朝;从双方的政治组织能力上看,宋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较之金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低下。＂绍兴和议＂是宋、金关系的转折点,是双方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