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毛古斯”戏剧表现形态历史衍变的人类学考察

“毛古斯”戏剧的表现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层累递进”的复合化过程,衍变的痕迹隐约可见。在其表现形态中,一方面不断加进体现新的时代内容的表现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原有戏剧形态的某些“残留”,造成奇异的古今“混同”状态。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形态恰恰反映出“毛古斯”作为一种民族原始戏剧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有序性。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五四”乡土题材小说民俗描写的文化意蕴

“五四”作家对民俗的关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民俗的描写使“五四”乡土题材小说具有开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色彩。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从《边城》看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画特征

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算得上一个风格独特的文人。他执著追求与表现的是那种纯真的带有某种原始意味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山清水秀的湘西边地苦苦地构筑他的理想人生形态,抒发了他对湘西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沈从文的这类小说被称为"乡土抒情小说",《边城》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中国新文学之源——重解胡适的民间文学观

胡适终生所坚持的民间文学观,其思想特点大致是:民间文学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异质同构的总体系统中,与庙堂或贵族文学处于相对立而又有联系的位置;民间文学既有原创主体又有修改主体,而经过修改的民间文学往往出现原创性与变异性两种形态;文学进化链条所展示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主要是指平民百姓原创的民间文学,也包括“高尚作家”创作或修改的民间文学;就语体来看民间文学亦是白话文学,白话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下的资本”,其中则有白话文学.胡适的民间文学观虽然对贵族文学存有绝对否定而对民间文学又有绝对肯定的偏向,但是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价值和在实践上的对“五四”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建设的指导意义,及其对后来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光大的效能,都应给以重新估价.     

“岳阳金”考释

"但愿应时还得见,须知胜似岳阳金"是元明戏曲小说中常见的一句俗语,其中的"岳阳金"又写作"洛阳金"。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比较和分析,可知这句俗语最初用的典故是"栎阳金",后来在传抄过程中逐渐误作"岳阳金"或"洛阳金"。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无为"与"有为"的有机整合——论老子的"无为"观

老子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以推论"社会",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所持的基本态度。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歇后”与“藏词”——兼补石云孙《句式新得例释》

本文就《修辞学习》2003年第5期所刊石云孙先生之《句式新得例释》所论"歇后句"进行了一些补充性的探讨。根据"歇后"的构成方式,将"歇后"这一修辞方法分析为譬解谐趣的"歇后"、缩略成语旧句的"歇后"、略语不定的"歇后",主张把第一种情况称为"歇后语",后两种则应称为"藏词"。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