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典型化创作及其意义

柳青在当代“典型化”创作的形成,与新时代文学的召唤和“新的文学规范”的规训,与革命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方法的使用,以及革命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光辉的人格节操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创业史》等“红色经典”的认识、评价,一定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回到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这对于“十七年”文学研究及当下文学创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民间宗教是赵树理生活经验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他的创作借助民间宗教思维模式弥补了启蒙与民众之间的裂缝。由于民间宗教思维模式与正处在实施阶段的“革命”要求之间的重合,赵树理的尝试得到了“革命”的强大支持。而在对待苦难、判断权威、组织方式方面它们又存在差异,因此当“革命”开始叙述其成功经验时,赵树理的小说便受到了冷落。     

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革命阅历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家,茅盾具备一般批评家难以得到的独特素质;洞察社会生活底蕴的革命胆识和探寻文学作品奥秘的艺术悟性,因而其文学批评观就见出独树一帜的品格。从其独有的生活与艺术素质出发,我以为茅盾的整体文学批评意识是纳入“历史——美学”的批评法则范畴之内的,这是这位批评家文学批评观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他为新文学批评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之所在。探究茅盾建构自成体系的“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可以追溯到其文学活动的源头。茅盾从事文学批评,一开始就视野开阔,志向不凡。“五四”初期的国内文坛,用茅盾的话说“简直寂寞到极点了”,“不特无真正的批评家,连被批评的材料都没有呢!”但茅盾看到,“西洋文艺之兴.盖与文学上之批评主义相辅而进,批评主义     

论柳青文学精神及其当代传承

柳青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创业史》以其宏大的艺术视野和真实的生活描写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柳青在文学之路上凝聚了一种精神人格,体现在他本人及其文学作品中,被人们称之为＂柳青文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的历史意识、使命意识、献身精神、恋土情结等方面。柳青精神被新时期陕西作家传承并逐渐发扬光大,成就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成就。同时,柳青精神对当下文学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值得当代文学发扬传承。     

简论契可夫的创作

安东·巴夫洛维奇·契可夫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八十年代,亚力山大三世鉴于俄国革命的高涨和亚力山大二世被民意党刺杀,加强了警察对国家的控制,限制人们言论和行动自由,规定各级政府可以任意逮捕和关押群众。他宣称沙皇将按其“对专制政治力量与法理的信念”行事。列宁曾把这个时期     

从“三个学校”到“生命体验”——论陈忠实对柳青文学观的接受与超越

柳青是陈忠实文学上的精神导师。在学习写作的艰难过程中,陈忠实接受柳青的文学理念,研摩他的写作经验,所得助益,可谓多矣。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逐渐意识到了柳青的文学观念的局限,于是便进行了艰难而痛苦的精神剥离。他终于甩脱了柳青的手,终于超越了旧的文学规约模式,终于摆脱了文学上的依赖心理和幼稚状态。他用"生命体验"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深刻认识和体悟,并用它来推激自己的小说写作,从而写出了《白鹿原》这样一部气象恢闳而激楚沉郁的伟大作品。     

从茅盾早期小说创作看他的文学观

现实主义文学巨匠茅盾，从他一九一六年进商务印书馆，开始“叩文学的门”起，就把文学与社会人生牢牢地挂在一根线上。他也曾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那是为了反对面壁虚构、脱离现实的旧文学；他也曾鼓吹过罗曼·罗兰的新浪漫主义，那是因为他相信它“能够补救以往文学之不足而综合地反映人生”①。“为人生而艺术”，始终是茅盾接受这种种主义的基石，也是他半个多世纪文学生涯的奋斗目标。本文将从他的早期小说创作入手，探讨这位杰出的文学大师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方式。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批评人生，改造人生，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现实主义的灵魂——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真实性比较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众多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努力追求的创作目标。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作家主观认识的差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家的柳青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而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陈忠实更注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超越时代和政治局限，描写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历史的本质真实。     

阿英的百科全书式创作及其对档案学贡献

皖籍作家阿英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百科全书式作家。他不但在革命文学批评、历史剧、散文、诗歌和小说等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其革命古典主义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使之成为现代中国左翼文艺的理论闯将;而且,他还是一位广有影响的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藏书家、史家,对档案学建设也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谈柳青的早期创作

有些作家,创作起点即是顶点;更多的作家,则是经过顽强的努力,艰苦的探索,一步一步向着艺术高峰攀登。对后一类作家,我们如果能沿着他所走的创作道路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那么,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对这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有正确的理解,而且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对于其他作家的创作,也有助益。柳青同志从开始写作到创作《创业史》,在创作道路上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程。柳青同志原名刘蕴华,一九一六年诞生于陕北吴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幼小时候起,耳濡目染,了解了旧中国农村的一些情况。少年时代,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还在高小和初中念书时,他就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前辈的领导下,宣     

叶圣陶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叶圣陶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早在“五四”前后,叶圣陶就憎恶黑暗的现实,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再加上他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更促使他不断地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和解剖,力图通过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揭示下层人民的痛苦与希望,以唤起“疗救者”的注意,进而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从“五卅”运动到“四·一二”政变,随着作者思想的跃进,随着作者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流的靠拢,极大地增强了创作中的批判力量与革命因素。三十年代以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思想有所前进,他的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表现的更加充分和强烈。     

“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评徐讦的文艺思想

不是风凉话而是悲凉话的“三边文学”,主要是为大陆在政治运动中清算自己的“革命同志”感到悲哀。徐讦反对用宣传文学、政治文学取代真实的文学。在左联研究中,徐讦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翻案,体现了他的预见性。但他认为左联是特务组织,则显得过于轻率和随意。     

略谈柳青的生活创作道路——兼及柳青的同辈陕西作家

柳青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一种触目的历史现象,我想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它的本来面目,勾画出它的一个粗略轮廓。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在四十年的文学生涯中,用全部心力一步一步地踏出来的道路,按照我的理解,大体可以划分成前期和后期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这两个大的阶段的区分,是以抗日战争后期的1943年至1945年,即“米脂三年”为标志的。前期,从世界观上说,他还没有超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还不能不带着某种盲目性,处在一种并非完全自觉的摸索的过程中。他还不能明确意识到自     

论老舍创作的发展

当老舍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并未奢望当作家,他是负着心灵的创伤,肩着家庭的重担,只身去伦敦谋生的。为了排遣异国游子对故乡与亲人的思念,他借读小说以解愁。然而,狄更斯等作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却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北平的阴沉,父亲死于八国联军之手的惨状,母亲“宁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刚强,以及自己饱受世态炎凉的辛酸经历,使他产生了“非要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的强烈愿望,因而他开始了小说创作。也许是在当时大部     

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考察与反思

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经历了历时性的三次跳跃：文学视野是由社会革命角度转向政治经济学角度再转向社会文化学角度；作品形态是由“车间文学”转向改革文学再转向“社群文学”；人物形象是由革命者转向生产者再转向经济人，又转向社会人。这个过程体认着当代工业文学创作的实绩，也积存了与之关涉的经验教训。     

绘画经验与文学表达 ——论陈丹青散文创作中的观看之道

陈丹青的散文特质与其绘画实践关联紧密。陈丹青的绘画经验使其产生了一系列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而这些独特的“看法”也影响到他散文的“文法”。具体言之，绘画技术带来的视觉思维，使其散文精于色彩、光线、空间的描摹，侧重对肖像、衣着、建筑等可视层的关注；“抛开本质看现象”的观看与思维方式，则使其散文多作客观描写，由此展现出戏剧般的场景感；他在绘画中习得的从“退步”和“局部”出发打捞历史丰富性的经验路径，则影响到其散文对“细节”的发掘。从绘画经验出发理解陈丹青的散文创作，不仅可以考察图像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可以借此把握陈丹青艺术实践中的认知框架和经验脉络。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以社会学批评理论解读沈从文创作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深受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影响。在五四“人的文学”的熏染下,他挥动着如橡大笔恣意书写美好人性;湘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他用诗意散文化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世界;有着神秘的苗族血统,更使得沈从文以其诡异瑰丽的文字,发展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三要素影响下的沈从文作品,人性和神性交融,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和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