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分论易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

如何把现代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扰着学界。在具体的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分别论述易、整合入史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立足于学习西方进行“借鉴革新”的现代知识精英的文学史构架,对侧重于面向传统进行“继承改良”的现代通俗文学的排斥。然而扎根于本土资源,面对中国问题,现代通俗作家在五四之前的创作已经展现了改良社会、提倡科学与人权等现代启蒙主题,在五四之后也展开了对现代激进思想如“非孝”等的反思。现代通俗作家已经扮演了启蒙先行者的角色,现代通俗文学已经开始“现代化”。因此有必要修正过去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史,以开放多元的心态,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鲁迅的纪实创作及其影响与意义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和杂文大师的鲁迅,实际也是纪实文学大家。他的纪实创作不但几乎占其全部创作的一半,而且也体现出“主体虔敬”“题材庄重”与“守真求实”等特色。他在这方面所开创的传统,与其小说、杂文等一样,不但为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奠定了基础,而且给后世以深远影响。我们应高度重视鲁迅精神在当今纪实“大文学”中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在纪实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创性价值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 4月版 ,以下简称《通俗史》)是由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领导的学术群体携手攻关、历时十余年而最终完成的 ,属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全书共分八编四十九章一百九十五节 ,约 1 40万字 ,资料翔实、理论新颖 ,是一部全方位、大纵深、开创性地勾画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创作概况 ,并初步建构通俗文学研究理论框架的恢宏巨著。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一、《通俗史》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正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的 ,“是做着一件前人忽略了的工作” ,…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再论老舍对市民生态的表现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再论老舍对市民生态的表现李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向来以他创作的“市民特征”而著称。在小说及戏剧创作中，老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市民生存图画，他对这一阶层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体验之深刻、表现之广泛以及批评之严肃，在...     

“反智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表现

"反智论"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所呈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此种文化现象在文学中的具体渗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反智论"的书写.具体来说在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等各个形态上有不同的表现.     

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有四个鲜明特征：随中日关系而变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重,译者个人因素突出。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在词汇、观念、形式、题材等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农民:鲁迅乡土小说文化批判的视点与指向

“农民”进入鲁迅乡土小说叙述的中心乃是鲁迅从文化角度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必然结果。鲁迅以“中国农民”为视点 ,通过解剖“国民性” ,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他用文学的语言揭示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症结所在 ,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述评

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电影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争呜期”和“反思建构期”两个重要阶段。“第四代”“第五代”以及“第六代”（“新生代”）导演的创作分别在不同时期体现了纪实关学对于中国电影的渗透与影响。综合这两个阶段纪实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四种研究视角和话语形态：电影基础关学范畴、电影现代思潮、中外影像传播理论、正面关注纪实美学的现象及理论等。这四种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理论体系,对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论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纯文学品格

文学界时常把王跃文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矮化和固化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事实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具有纯文学品格,作品底蕴厚重,充满张力,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微观审视生命与人性,二、理性反思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纯文学立场,追求灵魂写作。     

试论翻译对中国通俗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文章回顾了历史上两次中外文化剧烈碰撞之时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对中国通俗文学的语汇、句法、叙述方式,甚至主题思想和文体类型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五四时期,通俗文学的地位也随着“小说救国论”而得到提高,翻译文学为通俗文学作家接受国外新思想、学习国外新的写作技巧开辟了畅通的渠道。从这两次翻译浪潮中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之于中国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在体裁确立、主题思想、叙述方式和技巧运用等各方面都有比较积极的作用。这也对我们在当前资讯更发达、交流更迅捷的今天如何利用翻译进一步推进中国本土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台湾通俗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

对于台湾通俗文学,我们应将其放在整个文学的历史演变中把握。台湾通俗文学一直都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肥田沃土中,台湾通俗文学作家们继承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创作出一系列通俗小说。     

论苏曼殊对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情僧”苏曼殊是中国 2 0世纪通俗小说的创始者和推动者之一 ,他翻译和再创作的小说《惨世界》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的爱情小说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成熟有着巨大影响。本文通过介绍他的身世、他的侠义小说、他的爱情小说、他与其他作家的交往 ,论述他与中国 2 0世纪通俗小说之间的渊源及对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起步与转型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纯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差异,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     

“通俗文学”断想三题

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通俗文学”有着广泛的人民性，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应该给“通俗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努力探求其发展途径，使其健康迅速地发展起来，真正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关于“诗经”经化史的考察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与“楚辞”、“汉乐府”、“唐诗”等相比较 ,“诗经”这个概念显然是独特的。前者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相关的诗歌数量的集合 ,而后者则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 ,诗文即是经文。值得深思的是 ,这些无论从创作者到创作动机 ,从风格到主题都不存在完整的内在统一性关联的三百多篇诗文是怎样被我们的文化所“经化” ,然后又反过来影响和规定我们的文化的呢 ?这个现象事关中国文学在最初阶段是如何被我们的文化所接受和解读的重要问题 ,而这个问题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建立 ,与中国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等皆具有重大关系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