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厉鹗的诗

厉鹗是雍乾间以诗而名的学人。他的诗歌喜用典故,尤喜用宋人笔记中之偏事僻典,遣词造句也刻意生涩炫博。厉鹗资书以为诗,其诗显得生、僻、怪、碎,与清代学人诗本经史,引学术入诗的诗学风范有点不同。他后面的诗人惩于厉鹗的堆砌琐碎,于是偏向于以专门之学入诗,特别是以乾嘉学人擅长的金石考据入诗,翁方纲等人的诗歌代表着厉鹗以后乾嘉诗坛学问化的主要衍变方向。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翁方纲诗歌“以考据入诗”辨——兼论“事境”说

袁枚、洪亮吉对翁方纲诗歌"以考据入诗"的评价最具代表性。他们的评论集矢于"琐碎零星",重赋而轻比兴,钞书之嫌以及缺乏性情。翁方纲诗歌的这些缺陷,虽然或多或少呈现出与考据的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翁方纲对"事"的过分铺排,并强调诗歌解读的唯一性。他作诗"取境"不择,"事"与"情"在篇幅和创作方式上迥异,使得"事境"说在创作实践中变成了只求"事",最终未能实现对"境"的追求。     

考据与诗歌关系在乾嘉诗坛之"三水分流"——兼论常州诗派的过渡性

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以考据为诗现象,常州诗派中部分诗人即有"学人之诗".本文主要以该派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学人之诗"之成因,寻绎考据与诗歌之关系.本文认为其关系可分三类:据诗排学、援学入诗、以学为诗.通过分析,可看出常州诗派在诗学宗趣上与性灵派、肌理派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两者之间的过渡性.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对促进常州诗派的研究亦不无裨益.     

由“学人之诗”到“画人之诗”:论陈师曾诗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又是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其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大诗人,而师曾诗风逸于其父的西江家法之外。这是师曾在艺术家才情的激发下,自然而然地同讲求学问,视艺术为余事,重视"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有所背离,形成陶写性灵、疏朗清新的"画人之诗"。其诗歌以赤诚淳厚的悼亡诗和讲意境、性灵的题画诗为主。其诗歌融汇众流,力求打通魏晋六朝、唐宋并驰之轨,是对近代学江西派的末流作诗晦涩喑哑如土羹尘饭的反戈一击。     

陈澧的诗学观念及其学人之诗

陈澧在诗论文字中拈出的"清"范畴,在其诗学观念中占有显著地位。陈澧既喜欢在诗学批评中使用这一范畴,自己的创作也注重在"清"上下工夫,所作每多缠绵悱恻之音。陈澧身丁衰世,作诗又深受岭南传统雄直诗风的濡染,因而另外有一部分诗歌清劲峻峭,意趣盎然,并且直接影响、渗透到他基于学人修为而创作的作品。这部分学人之诗,主真重变,强调理性思致对创作过程的掌控,却并非以取材博者为尚,也不是以学问为诗材,因而不尚雕刻,也不欲显豁,代表了晚清学人之诗的新动向。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论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是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风土名物以及"新"事物、"新"现象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局面。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大致经历了生硬扯入新名词洋典故、驳杂掺入西学、有机融入西学等三个阶段。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兴起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内部因素,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等外部因素来考虑。     

钱锺书论“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

钱锺书谈论中国古典诗文之时,多联系西方文学,尤其是讨论“学人之诗”时与之并提比较多的是英国的玄学派诗歌,从物象与理趣、诗歌风格、修辞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比照分析.“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并不对等,但从作品和作家分析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钱锺书讨论的一部分依据.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论华海的生态诗

生态诗具有与其他诗歌不同的特质。生态诗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诗歌，华海是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态诗人。华海的生态诗批判工业文明积习、揭示人类自身的错误、反思深层的原因，具有“生态诗骨”的特征；同时又具有把生态与诗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生态诗境、生态诗味、生态诗气等“生态诗风”。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宋代建筑诗与宋世风俗论——以苏轼咏亭诗为中心

建筑诗指以建筑艺术为题材和媒介的诗歌，是宋诗中一个令人注目的诗歌领域，可分为皇家官府、寺庙殿堂、宅居陵墓及园林建筑等类别，而又以园林建筑诗最为兴盛。亭作为一种融通自然与心灵的建筑空间，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心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宋代建筑诗包含了士林风尚和民间习俗等诸多层面。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