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莜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关山征戍远闺阁别离难--浅析《伯兮》、《采薇》的抒情特色

先秦时期,由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个人的情感意志为群体利益所压抑或取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各方面的<诗经>便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特点.其中<伯兮>、<采薇>两首诗表述了因战争造成的离人思妇之苦,感情婉曲深挚,深得<诗经>"温柔敦厚"之旨.而思亲盼归、保家卫国也成为后世征戍诗的共同主题.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长安“诗意”赋——对“西安城市精神”的一种地域文化学考察

周公"制礼作乐",以文艺作治国宝具,为关中文化的"诗意"提供了"基因".<诗>泰半为陕诗,雄豪、昂扬为其风骨.关中人秦始皇焚<诗>,从反面催生了唐诗.后者是中国南北文化长期融混后,在唐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知识分子积极性空前抬升的条件下,产生的青春中国之歌.其结构为"李杜互补"和"朝野互补".它"定格"为长安及中国文化的"诗意"殿堂.海德格尔"诗意栖居"论,迫使我们重申长安"诗意",以应对市场异化和科技霸局,挺建新世纪的西安城市精神.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诗经》“氓”字考辨

在<诗经>305篇里,"氓"字仅出现在<卫风·氓>一诗中.<氓>是<诗经>里著名的叙事诗,流传既广,影响亦大.但因时代久远,争议颇多,尤其对"氓"字的解释,莫衷一是.然而,"氓"又是诗中较为关键的字,"氓"字的准确释义对诗的正确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不揣浅陋,就"氓"字音、义作一简单考辨.     

妙悟与兴趣--试析《沧浪诗话》的理论构架

通过对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说"和"兴趣说"的分析,认为严羽的诗歌理论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创作主体方面看,<沧>以"妙悟说"为核心,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特质等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从作品方面看,<沧>以"兴趣说"为核心,对诗的本体构成,诗的语言特质,诗的品评标准,作了提纲挈领的揭示.而这两个方面的逻辑连接点,则是严羽关于诗的本体的看法"诗者,吟咏性情也."     

论先秦“诗教”传统的起源与兴衰

"诗教说"的提出虽然较晚,但"以诗为教"的传统却几乎始于中华文明的草创时期.夏商周三代,"诗教"传统一脉相承,并且成为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随着国家礼乐制度的解体,诗教传统亦盛极而衰,并开始了由官学诗教时代向私学诗教时代的转变.孔子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继承并捍卫西周春秋初期以来的"诗教"传统,恢复并进一步突出了<诗三百>在礼乐教化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后代儒家特别是汉代"诗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石天河的诗风与诗学理论初探

本文试就《石天河文集》中的新旧诗与石天河的《广场诗学》 ,着重探讨其诗歌的艺术特点 ,及其在诗学理论建设方面“融合中西、纵横参照、化古生新、独辟蹊径”的思维模式与自主创新精神。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它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浅论初唐吴越山水诗派

初唐时,一群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名扬上京,所作大多为山水诗,在选材、基本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等方面都取法于小谢为代表的齐梁体。吴越山水诗以特有的境界W阔、生机蓬勃的清新诗风影响着诗坛,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显示了齐梁山水诗向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唐诗别裁集》立足儒家文学观的持守和突破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对唐诗的选择是从宗旨、体裁、音节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中"宗旨"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体裁、音节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美的因素,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尽善尽美"文学观的更具体的规定.沈德潜在自身所处的学术背景中,从宗旨和审美特征两方面对唐诗进行"别裁",将"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高格壮响确认为唐诗的主流美学特征,并对以李、杜为宗的唐诗艺术个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立足儒家传统文学观,<唐诗别裁集>以其新颖风貌在唐诗编选领域奠定了自身的独特地位.     

严羽诗学之“气象”与“兴趣”

严羽为纠正宋代诗学发展的弊端,主张学习盛唐诗歌的创作经验。他视诗歌为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认为"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生命,而"气象"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此,严羽提出,由于盛唐之人诗歌创作有"兴趣",故其诗有"盛唐气象";而宋人创作由于没有"兴趣",故其诗无此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