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上)

以“卓然不惑,求是辨诬”著称的阎若璩,乃清初著名的考据学家,当时学者即将其与顾炎武并称,咸谓“宁人百诗之风”,足见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代表性著作《尚书古文疏证》,以大量确凿的实证,论证了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解决了千余年来学术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开清代考据辨伪之先河。但在“十年动乱”前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在考据几乎等同于“烦琐”、“脱离实际”的气氛下,阎若璩被视为“烦琐考证”、“玩物丧志”的典型,或被指责为“在民族气节和     

清初文献学家阎若璩

一、家世与生活的时代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先世居太原,五世祖时始居淮安。其祖父世科,明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父修龄,以诗名家,兼营盐业。康熙十七年,若璩曾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后入徐乾学主持的史局,参加修《大清一统志》。晚年时康熙南巡,曾召他晋见,后世宗把他请入京师,以优礼相待,不久病卒。若璩生明崇祯九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即1636—1704)。在世时与当时学者顾炎武、马骕、徐乾学、汪琬相交往。阎若璩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历史和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出生时,明末农民战争已经爆发,并以燎     

清人笔记中的《尚书》类文献

清人笔记蕴藏了大量关涉经史考证的内容,其中《尚书》类条目就多达206种、3265条。清初、清中叶、晚清的学术笔记在训诂《尚书》方面各有特点:清初学者的《尚书》研究接续了明末遗风,以顾炎武、阎若璩为代表;清中叶的《尚书》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趋势,吴派、皖派兼而有之;晚清经学呈现出偏向政治、思想的研究倾向,学者对《尚书》思想更为留心。清人笔记中的《尚书》文献还具有史料学及文献学的学术价值。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刘守安清代统治者极重理学,视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根本,康熙皇帝称程、朱理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清实录》）。但明末以来,一个实学思潮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入清之后黄宗羲、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等注重对六经、孔孟之本意进行考索,...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下)

学术成就 阎若璩遵循“尊汉”、“抑宋”的治学倾向,坚持善疑多思的治学态度,采取精审博证的治学方法,终于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成为清初著名的学者。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天平上究竟占有多大份量?取决于其学术成就的大小;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何在?当依据于其学术成就的主要表现方面。     

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关于戴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正> 深入开展戴学研究,我认为以下几点意见是应予重视的。第一、要重视研究戴震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了横的方面,研究戴震与朋辈学者关系的文章较多,而研究戴氏学术渊源与影响的文章则很少甚或没有。不深入了解与研究戴震的学术思想渊源与影响,便不可能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戴学。例如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经学思想与治经方法就渊源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其后又受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明道救世”、“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昧于声音诂训,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无以得古人之真意”的影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183;邑姜》质疑

文章对阎若璩在<四书释地续·邑姜>一文中关于太原晋祠圣母殿之圣母是晋始封君唐叔虞之母邑姜的观点提出质疑.从周代的宗庙制度来看,唐叔虞是晋国的始封君,在晋国属于百年不桃之神主.周代无女子单独立庙之例,唐叔虞之母邑姜不可能在晋立庙,母子又是不可能同祠而祀的,因此晋祠圣母殿之圣母不是晋始封君唐叔虞之母.文章同时论述了晋祠圣母殿之主神圣母演变为唐叔虞之母邑姜的原因和过程,希望能澄清一些学术问题.     

江原常氏家族与家学渊源探微

东汉后期至东晋初期,江原常氏为一方大族,并世英挺,代不乏人,又特以散骑常侍常璩及其《华阳国志》知名于世。本文就江原常氏家族人物进行考定,勾勒出常员一支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常璩的家学渊源进行探讨,阐明常宽等家族先贤在治学、思想、著述理念等方面对常璩的深刻影响。     

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直接体现了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苏轼是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南宋以来,受到朱熹、陆九渊、吴澄、阎若璩、焦循等人的由衷褒扬。但苏轼诗中《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以往或被视为居丧之作,而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此外,苏轼题跋的《绝胜亭诗》决无可能是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而《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首,亦并非苏轼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之作。今人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因此对苏轼居丧不赋诗的考辨有其普遍意义。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论西南方志中的民族思想——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例

西南地区的方志对民族情况常有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亦如此。文章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从夷夏观、民族一统观、西南民族地理观等方面分析了作者常璩的民族思想。常璩的民族思想既对儒家传统民族思想有所继承和运用,也对区域民族地理观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华阳国志》反映的"华夷有别"、"用夏变夷"、民族一统等民族思想在以后的方志中多有体现,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从语言角度看孔传本《书大序》的成书时代

今传"孔传本"《尚书注疏》中的"伪古文尚书"和题为西汉孔安国所作的《传》的成书时代,经历代研究,学者多以为有可疑之处。书前有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序》(即《书大序》),其成书时代,学者虽有研究,惟似乎并非学者研究"孔传本"的主要对象。就以提出"铁证",判定"伪古文尚书"和《孔传》为伪书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例,书中只有第一百七条是辨《书大序》的。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语言角度考察,《书大序》有"科斗"、"隶古定"、"开设"、"训传"等晚出词语,其成书时代应在西汉以后。     

应璩书信文简论

书信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一种重要的文类,在曹魏时期开始大兴。应璩是此时期创作书信文最多的作家,所以,《文选》"书"类文中,收录应璩书信文也最多。应璩书信文多是与朋友、同僚生活交往的情感记录,以表现个人的生活之思、情怀之感为主,呈现出异于同时期其他作家作品独特的一面。应璩书信文具有深婉典雅、句式骈化、寓骈于散、辞采清丽、结构精密的审美特点。应璩书信文在先唐书信文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贡献。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费密承其家学,毕生研究经、史,著有《弘道书》、《尚书说》、《史记补笺》等。晚年定居泰州,与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钱谦益等往来,“纵横经史”,学问圈内的人皆“推服其经术文章”。然而他的著述大部分“湮晦罕传”,终致“三百年来几乎没人知道”,诚为可惜。 费密生活于明末清初,其时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的宋明理学已江河日下,成为思想界众矢之的。王夫之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批判、改造了理学诸多范畴和命题,建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终结了理学;黄宗羲等人侧重政治问题,痛斥了理学所维护、所美化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等人则以宏扬汉学、倡导训诂考据,来否定理学“发明义理”的治经路数,挽救理学“空谈义理”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费密推崇汉学与顾炎武接近,然他的特色在于集中全力攻击理学的所谓“道统”论。     

忧·痛·愤——郑思肖诗文三个时期的特色

明崇祯戊寅(1638),吴中久旱,十一月初八,苏州承天寺狼山房疏浚古井,发现一铁函重匮,“锢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字,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自胜国癸未(1283)迄今戊寅,阅岁三百五十六载,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明陈宗之《承天寺藏书并碑阴记》).《心史》沉于古井三百五十余年重见天日,流传于世(崇祯庚辰,即1640年,就有张国维损资刻本和汪骏声刻本二种),实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一时为之作序、跋的多达二十余人,其中包括闽人林古度和曹学佺,清代阎若璩、全祖望等人及《四库全书总目》斥其为伪书,而姚际恒等又力驳之.近代以来,认定《心史》非伪的学者就更多了,考订也更加详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