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瑶田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

学界（包括汉语界和外语界）对清代著名学者程瑶田的研究显得较为沉寂，这与闪烁在他头上的诸多光环很不相称。文章尝试述介程瑶田的学术成果（主要是《果裸转语记》），解读他的作品在当今语言研究中的价值，特别是他所论述的转语之理据，为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所论证的“像似性”提供了中国式的佐证。文章还藉此重申:外语界不可仅将目光放在外国学者及其论著上，也需认真研读我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以进一步繁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科研景象。     

“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与古代诗文创作、接受

作为第二次启蒙文化背景下的有机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形态,体认语言学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和“像似性”语源学基本原则。在此理论视野下,文章发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逐步形成“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此种现象在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尤为突出。从《诗经》的赋比兴、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到楚辞的比兴象征,从汉魏辞赋的“联边”辞修,到后代的“联边诗”甚至是“神智体”诗的出现,率皆为“像似性”体认思维方式影响下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结晶。     

属加种差法与地名

《周易》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仅道出了汉字的构造原则，还揭示了语言其他层次的体验和认知成因，可视为当今“体认语言学”之先声。这八个字中的“身”和“物”相当于“体”；“取”相当于“认”。地名也常据此原则命名，这就是体认地名学的基本观点。由于汉语造字和构词都常用逻辑学中的“属加种差法”，地名制定过程中的“取”也该包含此法。     

汉语骂詈语的体认性

骂詈语即“骂人的话”,能够直接反映出人类强烈的情感,其用法多样、功能特殊。基于体认语言学,分析了汉语骂詈语的来源、相似性、差异性、修辞方式及功能等。结果表明,汉语骂詈语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人独特的“互动体验(体)”和“认知加工(认)”方式。骂詈语所体现的体认性对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基于体认语言学重新解读感叹词

体认语言学（ECL）认为语言始于“体”和“认”两大基本来源。基于此，文章对比论述了英汉两语言中感叹词的主要特征及其用法:体认性、像似性、宽窄性、独立性、依附性、多用性、灵活性、变化性、复合性、不完全对应性、同异性。文章还区分了感叹词和拟声词。调查发现，英语约有300多个感叹词，而汉语约有70个，这表明英民族常是感情外露的，而汉民族更矜持一点，这一差异造成了英汉互译时的困难。     

试论《洛阳伽蓝记》中的口语词

《洛阳伽蓝记》所代表的文言词汇系统,与现实口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但也包含着六朝时期相当数量的口语成分;确定一个词属于口语词或者书面语词所依据的标准;《洛阳伽蓝记》口语词的三个来源:汉译佛典、前代典籍、现实语言。     

简论汉语同族词的类别及其特征

在我国,对词的来源以及词与词之间关系的推测和,研究由来已久,从先秦典籍中“乾,健也”、“坤,顺也”之类以音同音近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训释词语、西汉扬雄及晋郭璞的转语说、东汉刘熙用声训法著《释名》、宋代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到清乾嘉时代段、王诸儒“声近义同”的发明和“因声求义”的实践,展现出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同族词研究不断发展、后出转精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传统同族词研究是在诠释古代文献的训诂学中孕育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加之我国古代缺乏和轻视理论思维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这就导致传统同族词研究多词语系联之功,少理论总结之力,存在不少局限和缺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汉语同族词的分类缺乏探讨,尽管转语说与右文说实际上系联的是不同类别的同     

汉语同源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从刘熙《释名》的声训到王圣美的“右文说”。为汉语同源词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 ,清代学者对“右文说”合理成分的发掘 ,又把同源词的研究向理论方面推进一步。然而 ,这都是在缺乏语言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论情况下所进行的探索。直到王力先生《同源字典》问世 ,汉语同源词的研究才步入科学的轨道 ,而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的同源词研究还有待承学之士的进一步努力 ,这对汉语史的建立以及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说文解字》谐声字试探--以"戔"声、"古"声和"良"声组字为例

本文从同源词的角度 ,对《说文解字》中的“”声、“古”声和“良”声组谐声字进行了词义上的系联和分类 ,并且认为这种做法是同源词研究的基础工作     

《广雅疏证》同源词的词义关系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明确提出了“命名之义”的概念,对语词的孳乳派生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归纳了同源词的词义关系,其中对词义相关类同源词的分析,特别是对相因类同源词的分析,对当前同源词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罗含传说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成因

罗含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的地志、山水游记及佛学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书》罗含本传记载了罗含的三则民间传说内容,即吞彩鸟、白雀栖官舍、兰菊盛开迎致仕,这些传说的意象来源于罗氏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浓缩了南方君子文化的深刻内涵,其影响力的根源在于罗含具有内圣外王之材,并落实于具体实践当中,树立了士大夫为人处事的新典范。      

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

重新考察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越剡之游 ,可见其一生曾三游越剡 :首次在开元十三年 (72 5 )春至十五年五月 ,始程地为襄阳 ;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 (733)秋 ,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 ;第三次系开元二十三年 (735 )春 ,因赴山阴少府崔国辅之约而至。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时于广陵与李白相识 ,并在永嘉乐城与乡友张子容会晤 ;“自洛之越”时与崔国辅在山阴过从一时 ,并相约翌年春再会越中 ;第三次由襄阳始程途经江夏时 ,再会李白于黄鹤楼 ,李白以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     

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本文详细考察了二程(程颢与程颐)兄弟在气象上的差异及对二程思想异同认识的历史演变.从道学思潮的主题和二程共同创建"洛学"的实际历史过程出发,作者提出二程思想大同小异,"大同"同在他们共同致力于建构"理"本体论这个关节点上,"小异"主要异在工夫论上.     

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物身、心物关系论述中所体现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之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论、邵雍的“体用交”论揭示的正是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而程颐的“理由心上得”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至于张载的“内外合”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做出了统一性论述。     

从王力先生两部字典说起--再论应当承认通假字与同源字的交叉

王力先生一方面在《同源字典》中提出"通假字不是同源字,因为它们不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即凡通假字双方其意义是一概"不相通不相关"的,另一方面又在其《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将许许多多通假字同时列为同源字,前后相反。从汉代至清代对通假字的注释一般不将其意义相通相关者排除在外,这是已经形成的否定不了的历史传统,所谓"不相通不相关"论不但不符合通假字产生的历史事实,而且更是难以推行的,应当承认通假字与同源字是有交叉的。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首三字表示"大金国"。其中对于意为"金"的契丹小字,前人曾为它构拟种种读音,但迄今犹无定论。《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出现的另一个契丹字,据其语音可能也表示"大金国"的"金"。通过两种不同写法的"金"的对比,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     

古今辞书“褹”“袂”释义考误

古代字书、韵书因误解《方言》的复合词"筩褹"及其郭璞注,将原本表示"衣袖"之义的"褹"、"袂"两字误释为"复襦",并且将它们视为或体,从而违背了语言事实,也混淆了"褹"、"袂"、"襼"三者之间的音义关系。这些谬误依然保留在当今的字典、词典和古书注释之中。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