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

本文对《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作了新的诠释:指出《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次重大的抉择中:在人生态度的抉择中,诗人否定了消极出世的道家人生态度,而肯定并决心遵循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生态度,反映了诗人对于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远大理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这个重大人生问题的艰苦探索。接踵而至的生死抉择则是一个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的抉择:诗人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弃远大理想,向黑暗现实妥协。人生态度的抉择深刻反映了诗人彻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择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     

屈原求索精神及其现代解读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他的求索精神有着深远影响.桀骜不驯、奋发图强、矢志不移的楚文化是屈原求索精神的生长土壤;经世致用、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和中原文化是屈原求索精神的内在支撑;道家思想对于宇宙人生的独特领悟是屈原求索精神的气脉神韵.屈原的求索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索求,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诉求和对宇宙自然知识的探求.这种求索精神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无限的广延性,对中华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     

论诗人哲学家屈原

否认屈原是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一些著名学者,但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揭示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去发掘屈原的心灵意蕴,透视其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现和还原屈原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屈赋中的艺术与认识,形象与沉思已成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诗人屈原为哲学家的有力例证     

对“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异议的异议

建国以后,屈原被学术界一些先贤尊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无疑揭示出了诗人屈原的精神实质,对于鼓舞中国人民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也有持异议者在。近些年来,这种异议越来越多,大有否定“屈原系爱国主义诗人”之势。有些否定论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只能产生在民族战争中,而不会出现于封建割据势力的混战中”,楚国是周王朝的诸侯,是“诸侯割据称雄     

《离骚》所表现的作者爱国深情与崇高人格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离骚》是他的代表作。《离骚》表现出了屈原的爱国深情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屈原价值的历史发现及现代重估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在历史上,屈原的价值有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屈原既是一位体现清廉忠信人格的贤人,也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诗人,今天,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上,正确认识和评价屈原的价值,是一切热爱屈原的人责无旁贷的责任.屈原是一个有理想和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是一个有坚守的政治家,他对社会公正的追求,是我们今天学习其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更应该关注的.     

屈原之死的现象学思考

关于诗人屈原之死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本文认为 ,古人对屈原死亡的关注方式于考察诗人自杀事件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力图回到作者文本本身 ,以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研究视野对屈原自杀事件作一全新的审视 :通过分析屈原诗歌文本中作者潜在的体验模式 ,认为屈原自杀的终极根源在于其深刻的追问精神与存在根据缺失的无法超越之间的深刻张力     

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简单,是对影响有无的判定而言。 无论何时何地,屈原对于绝大多数炎黄子孙来说,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是我们全民族唯一至今还用传统节日纪念的诗人,而这节日又是一年中的三大佳节之一。每当“端五”来临,人们热热闹闹地赛龙舟、包粽子的时候,屈原的名字就会在全中国的上空响起。 更重要的是,这个纪念并不得力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屈原没有象孔子那样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也没有象孟子那样被封为“亚圣”,汉武帝仅仅只是“喜欢”楚辞而已。纪念屈原是人民自发的行动,是历代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真挚感情的体现。屈原的声誉和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赞誉之词,不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减少下去,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近世以来,诗人、画家、雕塑家常以“国魂”、“民族魂”赞誉屈原,大家自然而然如此,并没人来统一口径、统一称谓,由此足以看出:屈原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     

略论屈原赋的崇高美

(一) 屈原赋的崇高美,是屈原伟大心灵的宏亮回声,是诗人“与日月争光”的峥嵘性格和卓越精神的自然表露。屈原不是有意为文的文士,然而,正是在这种无意之中,他把整个生命都铸入了自己的作品。屈原赋不仅深刻地反映了怀襄之际的历史现实,也真挚地再现了诗人的人格,他的个性和气质。     

浅论“橘”与屈原人格形象之关系

《橘颂》是屈原作品中极具特色的一篇，“橘”与诗人屈原的人格形象之间有着至为紧密的内在联系。１“橘”体现了诗人屈原忠于宗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节操；２“橘”体现了诗人光明峻洁，清醒处世的人生态度；３“橘”体现了诗人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度修养；４“橘”表达了诗人内外统一，勤于自修的美的追求；５“橘”体现了诗人志节坚、久，愿为师表的励世之志。     

诗歌翻译中的形神问题——以杜甫《望岳》一诗的英译为例

诗歌翻译贵在求真、求善、求美.翻译时应首先追求形神兼备,如若不能,则先神似而后形似.文章以杜甫<望岳>一诗的英译为例,探讨了诗歌翻译中的形神问题,指出诗歌翻译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要争取最理想的效果,以实现对原作艺术的再创造.     

论《九歌》对沈亚之传奇小说的影响

在传奇小说繁荣的唐代,沈亚之的小说以其明显的诗化倾向异趣于同时期作品,而这种特点与《九歌》有着密切的联系。《沈下贤文集》中收录的三篇传奇小说:《湘中怨解》、《秦梦记》、《异梦录》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凄美迷离的意境,显示出其受到屈原《九歌》显著的影响。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试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美政”的影响

屈原的"美政"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有较多一致的地方.屈原和孔子一样,都推崇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都重仁义,主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再者,屈原"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和孔子所提倡的举贤才也是一致的.所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的"美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柳宗元与刘禹锡接受屈赋管窥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由于有着与屈原类似的资质才能、时代境况、理想追求及政治遭遇，故他们对屈赋皆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考察柳、刘赋作，他们在承继屈赋关心时政之忧世情怀、嫉恶刺邪之批判理念、九死未悔之斗争精神及志端行直之高尚人格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一面。然在赋体形式、创作方法、内涵特质、赋作精神和赋体发展等诸多层面，他们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