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治理术--基于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考察

身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带着福柯所说的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规训和干预的烙印。女性的身体由于其柔弱性、可变性及可塑性,成为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叙事下妇女解放运动的符号载体。革命时期解放妇女的种种政策,是服务于革命对“文明、进步”符号意义的需求和革命补充后备力量的需要;建设时期“男女各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了最大程度动员女性劳动力参与迫在眉睫的生产建设;而新时期塑造“新妇女”形象的号召,则是为市场转型扫除障碍,使女性成为父权制和资本谋利的对象。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身体的美学化成为流行趋势,女性看似在积极地塑造出符合标准的身体,然而却再一次落入权力的游戏中。     

论《废都》的女性意识

《废都》中的女性人物身上表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女性意识：一方面她们在与庄之蝶的性爱关系中追求女性补益策略丧失了主体性,另一方面她们又主动追求性爱、迎合男性欲望,这既显示出其革命性的一面,又显示出女性解放所陷入的尴尬境地,揭示出在市场经济下女性以身体叙事进行的革命由于失去现实的依托而陷入悖谬,最终成为男性叙事的虚构。     

“受难女性”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伦理叙事

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对中国农村女性的苦难命运和血泪痛史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和揭露,试图以此唤起人们对于中国乡村女性的同情与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其中揭示了女性在时代革命语境下所发生的一些新变,昭示出女性的解放之路,表现了她们在革命潮流推动下,自身身体意识的觉醒和为了求得自身解放所作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抗争。然而,女性的解放之路是坎坷曲折的,对于那些积极投身于革命阵营的女性也是如此。     

“灵魂的改造”与“身体的改造”——从《青春之歌》看身体的现代性进程

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要经历一个“灵魂的改造”过程,可是从《青春之歌》这部地道的革命小说看来,灵魂的改造更深刻地表现为“身体的改造”。,《青春之歌》恰好展现了从“五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革命到阶级革命的身体改造和实践过程,是身体现代性进程的完整镜像,使人们看到了现代历史对于人的塑造的重要侧面。文章的论述是对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另一种解读。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女性“身体再造”：父权制规训下身体的对象化

女性整形美容等＂身体再造＂行为在女性当中已经越来越普遍,作者通过对女性＂身体再造＂行为目的的考察发现,女性身体在美容整形等一系列＂身体再造＂的过程中被对象化,外化为父权制所凝视和规训的对象,不断巩固和再生产着父权制的社会结构。要想解构和改变现在女性身体被物化被规训状态,解构父权制对于女性身体的种种细致而微隐藏极深的控制,女性首先必须确立主体意识,确立身体的主体性,同时全社会也要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努力抵制父权制的控制和压迫,创造一种更加和谐的性别关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阿特伍德的小说体现了女性的身体政治这一微观的性别政治: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女性身体是父权制凝视、铭刻与规训的被动客体。但女性身体并非父权制文化所建构的那样表现为纯粹内在性和肉体性,并非沉默的,卑贱的。女性常借助无声而有力的身体来抵抗父权制权力。女性身体的觉醒和抗争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缺失、发现与回归——《紫颜色》中黑人女性的身体认知与文化认同

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中的黑人女性在权力规训与暴力的压迫下,身体处于缺失的状态。身体的不在场使得她们无法认识世界而不得不接受白人强加的知识。然而,面对镜子和开放的大自然以及在唱歌、跳舞中,黑人女性重新发现了缺失的身体,并通过对身体的认知产生了自我意识。黑人女性身心合一的认知方式颠覆了白人身心二元论的桎梏,建立了与非洲黑人的联系,获得了自我认同、集体力量与民族精神。     

政治身体:土改文学中的身体形象分析

在土改文学中,翻身意味着无数个体农民的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同时这也象征着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即将醒来。从生理政治身体上看,身体必须受到外在权力的控制,衣服是翻身的重要标志,然而过分追求衣服的美观舒适将会受到革命话语的指责。从生产政治身体来看,身体还需不断接受生产劳动的考验,身体成为了生产的机器和劳动的工具。身体因为阶级的划分而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地主的身体在示众的场面中遭受暴力,而农民的身体因为伤疤而具有了神圣的价值。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