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美学思想的生活本体意义

顾恺之在魏晋贵无贱有的玄、佛思想推动下,将先秦以来延绵发展的生活本体思想导入绘画理论,使虚无无形的生活本体进入中国画论;他的“迁想妙得”理论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是从先秦把握本体的体悟思维发展而来,道出了中国绘画创作思维的本质。顾恺之的传神理论中“神”的实质是生活世界的本体,而不是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与肉体相对的主观“精神”。今天,我们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以中国古代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不二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正确阐释顾恺之的美学思想。     

品牌阴阳“观”

中国企业如何“融会贯通”中西品牌理论以构建自己的不朽品牌？有必要从文化的源头上挖掘品牌之道。从阴阳观的角度对西方的品牌理论进行了反思;论述了品牌“阴阳”二质,并重点阐释了品牌阴阳“观”。     

中国性别异化的批判创造性分析

“性别”因为《易传》“天尊地卑”思维使生命力和创造力均被工具化,所以“性别异化”与“生命异化”同时产生了。但近代以降“女权主义”作为西方文化解决“性别异化”的理论的输入,由于受制于西方二元对立文化之局限,无法有效应对中国整体性文化中的性别和生命异化问题,学术界忽略了从中国远古生命神力崇拜与文学经典对性别异化的消解中获取经验。《易传》和《道德经》在庙堂和民间的“阳阴对等互动”之关系,或许可以产生“两性对等互动”的性别哲学,提供解决中国式性别异化的思路。     

试析张宇初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和西方美学类似,中国古代道家道教一系也有自己的本体论美学思想,但是道家道教美学的本体是“道—美”。从“道”与“美”之关系、“道—美”的可感受性、“道—美”的美感特性三个方面讨论明代天师张宇初的本体论美学思想。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传统文化“实践因果逻辑”粗述

中国传统文化“根源型实践因果逻辑”，本身就含有“咒术”性格的一面。随着封建集权专制社会的产生，这种“根源伦理”同“帝王专制”、“巫祝咒术”结合，形成了“咒术型实践因果逻辑”，其以冥冥绝对者控制着人生世界，把主体（人）吞没于本体（道、天理）之中，进而又吞没客体（物）的“自我封限”，有隘于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因而“解咒”就提上了日程。“解咒”以西方“言说”理性原则取代中国“感通”理性原则，但又不能割断历史，而是以儒家“仁学”之精华作中介，把传统文化从自我封限中解放出来，开出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咒型实践因果逻辑”来     

庄子的“物化”说与西方现象学

庄子是中国早用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的在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中去探求世界的本质、本原，去追寻“道”的宇宙本体精神和万事万物的真谛的“物化”观点与西方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的“物化”说虽然不如西方现象学那样系统完备，但它避免了西方现象学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上的差异和倾向．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淮南子》形而上学探研

一.关于现象的本体存在及其一般发展“形而上学”一词牵涉到相互联结的两方面问题,即关于事物存在之一般规定的本体论以及与非感性的、或超验的对象相联系的一般论述。因此,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现象之本原或本体的阐释。而在这一问题的总趋势上,东西方哲学之间的传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曾把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称为“超自然的形而上学”,而把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称为“自然的形而上学”。所谓“自然的形而上学”,其根本特征即在于它消除了真实的理念世界与非真实的现象世界之间的人为差异,而以整体统合的眼光来把握宇宙之本体及本体之现在,并进而认为现象即真实,因为任何层面的现象都为本体真实自身之运演的必然结果。这样,如西方传统中的二元世界之分隔问题就不复存在,本体与现象、自然与人生,原本就是和谐统一的。     

北朝道教论略

道教在北朝经过寇谦之改革之后,曾一度成为北魏的国教,其后楼观道在陕西兴起,形成新的道派。 道教的发展引起了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发布诏令,禁断佛教,史称“二武 灭佛”。     

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玄学对魏晋工艺美术风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作为主要思潮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史学、工艺美术设计等领域。在存世数量不多的出土工艺品、实用物品和砖印壁画中,魏晋特有的莲花纹和忍冬纹这两种我国装饰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植物纹装饰及细腰、身材修长的人物造型,体现出玄士风范的美学特征和清秀神俊、韵逸洒脱的工艺美术风格。     

论古代文学作品中骷髅意象之嬗变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人遇骷髅的故事,其骷髅意象明显经历了从先秦魏晋散文所展示的道家至乐逍遥思想,唐宋以后宗教视域下的空幻机巧,以及世情理念下的怪异、教化性特征等几次大的演变。骷髅意象之嬗变,与道家、宗教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特定时代社会背景下作者心理特质的反映。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的求真意识与曲笔记载

相比较魏晋,隋唐两宋时期的道教史学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真意识,众多道教史家将求真视作自己的撰述原则,并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史学实践,撰写出不少质量上乘的信史之作。但同时,曲笔记载也成为这一时期道教史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面。道教史家或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或对自身恶行避而不载,又或向佛教进行刻意攻击,以达成＂籍为私惠＂、＂持报己仇＂的目的。且由于宗教特性,道教史学的求真意识与曲笔记载表现出了比世俗史学更为复杂的特点。     

对儒家道德教育的历史批判及其现代性意蕴

儒家道德教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主流,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后受到了来自先秦道家、墨家、法家及魏晋玄学、佛教和明清启蒙教育思潮的强有力的批判。对这些批判的历史梳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重建当代德育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道玄思想与六朝以"清"为美的意识

道玄思想对六朝以"清"为美的审美意识之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以"清"为美即强调事物的材质之美、气韵之美,亦即本体之美."清"美也是绝俗之美.它是以道家"清静"思想为基础,体现了道家崇尚清逸的美学理想."清"作为原始道家哲学和美学的重要概念,演变为广泛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范畴,则完成于魏晋玄学阶段.尚"清"意识是玄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六朝美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寇谦之援儒入道思想述评

北魏时期的道士寇谦之,以儒家礼教规范道教,主要是从儒家的"礼度"、"唯贤是授"、"中和"、"入世精神"和"男女授受不亲"五个方面援儒入道。寇谦之"援儒入道"的道教改革,实现了道教的发展和安邦治国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