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儒家管理思想虽然具有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但其中反映管理一般规律的某些思想则具有长久意义;“仁爱”、“和谐”、“中庸”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适应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主体、管理目标与管理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运用儒家管理思想,对于创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系、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本与民本--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

与其说“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不如说“民本”与“人本”的相互结合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真正特色，因为“人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而且是“民本思想”的思想基础之一，两汉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汉魏之际的思想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贾谊与汉政、汉制

本文从“政”、“制”两个概念入手 ,探讨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贾谊以批判秦政、制为开端 ,将儒家的政治理想 ,推置于汉代政治实践 ,为汉王朝确定了“政”和“制”。前者为汉文帝所采纳 ,化为其“以德化民”的实践活动 ;后者没有被汉文帝采纳 ,但对后世影响深刻。贾谊成为将儒家政治思想运用于汉代政治实践并初见成效的第一人。     

《中庸》政治哲学略论

《中庸》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纲。《中庸》从形上之道的角度系统总结儒家政治思想,天道“中和”,是其核心政治价值;人道“诚明”,是对政治主体的规范;政道“位育”,是其社会理想。将天道、人道、政道融会贯通,载道以入政,修德以化政,力行以成政,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人治政治哲学。     

抗争与妥协——徐复观论秦汉以来儒家政治思想

徐复观认为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与精神的内涵和基础 ,因此它可以弥补具有严重的“非道德化”倾向的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缺陷。同时 ,先秦儒家人文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政治抗议精神的反专制的思想体系 ,可是 ,从秦汉以来 ,在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压迫之下 ,儒家被严重地扭曲而变质 ,也自然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思想原则和以制度的设置来实现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     

浅析先秦儒家政治管理方式

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并以此为出发点,倡导施“仁政”、贵“和”、惠民与富民、“教化”等管理方式,进而在儒家理想的“大同”蓝图里实现“安人”这一儒家管理的最高目标。     

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

儒家之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由民国初年的“红”极一时,到五四时期的批孔风暴,继而又有以梁漱溟为首的现代新儒家的大力“复兴”。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仍以批判儒学为主导。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建立在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与党中央确立的“以德治国”的方略是内在统一的,研究这一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先秦儒家的人治学说

人治是先秦儒家治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周人“德配天地”和“惟德是辅”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治思想体系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和方法

正一、儒家政治哲学何谓儒家政治哲学?正像教师回答哲学专业新生的"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时会像黑格尔那样说"哲学就是哲学史"①一样,我们也会说,所谓儒家政治哲学就是儒家政治哲学史。这种回答的意味在于,儒家政治哲学并不限于从孤立、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建构当代政治哲学,更为重要也更为深刻的,是把儒家政治哲学——无论是历史形态还是当代形态,都不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政治思想学说或体系,而看作是植根于儒家文化基本精神且不断寻求     

论儒家的宽容思想

宽容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应有之义。儒家“尚仁”、“贵和”,特别推重宽容的实践价值意义;但又有非常强烈的排斥异端的思想,坚持宽不容恶的道德原则。儒家的宽容思想与排斥异端思想具有统一性。“排异”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学派的共有思想特征;儒家的宽容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儒家追求的是适中、适度,反对“过”与“不及”。     

先秦儒家道德观的文化哲学透视——兼论先秦文化的转型

<正> 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认识,论者见仁见智,或称其为“泛道德主义”,或认为儒家讲的只有伦理而不是道德。当代新儒家更认为,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为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及个性独立乃至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诸说纷呈而莫衷一是,但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儒家道德思想却大有裨益。我认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即如何理解先秦儒家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