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之一.但是,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现状却是,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缺失,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失落,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序滞后.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行政程序如何"法典化",我们需要若干基本共识加以引领.这若干的基本共识应当是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是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借鉴他国经验且重视法律本土资源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法,而单一立法与统一立法的并存则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模式.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当是制定具有通则意义的行政法典.     

程序正义的中国诉说

程序正义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公正的程序具有角色分工、对立面、无知之幕、直观公正、形式理性等特点和机制,它能够有效地制约权力的运行.程序正义在现实中国的困境表现为:历史上司法模式的惯性影响、程序正义实现的社会基础尚未具备、程序工具主义的思想浓重、程序立法不足与司法的非程序化.我们要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在立法、执法、司法中将程序正义作为其基本理念,并在司法改革中嵌入程序正义的基因,实现法治国家的社会设计.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所面临的困难及我们的设想

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是社会调节市场经济和政府角色之间矛盾的产物，是调节政府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矛盾的产物，也是政府解决实现社会公正目标与自身效率目标之间矛盾的产物。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目前存在着诸多困难，尤其是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为此，要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去认识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加强对行政程序法典化立法理论（包括立法目标模式和基本原则）的研究，在取得阶段性立法成果基础上再创制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体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宣言书——评《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

从乐观主义的立场看问题 ,2 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性的法治时代 ,行政程序法典化目前已成为各国行政法治建设中一道独特而又瑰丽的风景线。我国的澳门和台湾地区也分别于 1 994年和 1 999年颁布了各自的行政程序法典。面对这股世界潮流 ,我国大陆地区是否也应走自己的行政程序法典化之路呢 ?值得欣喜的是 ,苏州大学法学院杨海坤教授与黄学贤副教授的新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最近问世 ,这本书以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理论及实践素材为我们作出了回答。一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新旧思想、体制存在冲突 ,特别是原有利益分配格…     

论行政程序法制化

行政程序法制化是现代行政法治的核心 ,它对促进民主建设 ,保障相对人程序权益 ,规范和监督行政权行使和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法制化的内容包括听证程序、教示程序、回避程序、辩论程序等 ;法制化的途径是通过将重要的行政程序制定成法律规范 ,并在此基础上将行政程序进行系统化、法典化。     

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对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市民社会一般理论指出,市民社会的思想根源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弘扬市场经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模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通过行政实体法已难以遏制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于是通过行政程序法,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沟通"互动角度定位和规范行政程序法.这样,行政程序法就能提供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遵守的程序,以防止行政恣意对市民社会的专横干预.基于我国市民社会现状的基础,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生长的市民社会基础,需从公权与私权的界定、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建构以及理性公民文化培育三个方面入手.     

中图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宣言书——评《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

从乐观主义的立场看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性的法治时代，行政程序法典化目前已成为各国行政法治建设中一道独特而又瑰丽的风景线。我国的澳门和台湾地区也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颁布了各自的行政程序法典。面对这股世界潮流，……     

地方行政程序法的实施与实效分析——以福建、广西、湖南为例

与美国、日本的行政程序法典化路径不同,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基本采取了"先地方后中央"的模式。福建、广西、湖南三省区创制的行政程序规定,具有典范性。通过与之关涉的批量性的行政诉讼案例研究,可以观察到当事人、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律师对实体性的行政执法职权、执法形式、证据获取、轻微瑕疵程序、内部程序以及程序权利等问题的不同主张和认识,进而评估这些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有效实施状况。在补充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缺失的同时,地方行政程序法也有内容和适用上的不足,亦需修订,以利于地方法治和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     

接近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改善土地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

现行土地行政法律制度的正义性基础不够坚实,特别是在对农民利益的尊重与司法救济方面,导致土地行政法律制度不能很好地落实,激化社会矛盾,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改善土地行政法治状况,必须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善行政程序,接受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我国《行政程序法》如何定位

行政程序的重要价值已得到了学界和实践部门的公认 ,制定和出台行政程序法业已成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必然选择 ,人们试图将行政程序法设计成行政权运行中法治和人治的屏障和界碑 ,对其寄予厚望。然而 ,要使行政程序法不辱使命 ,就必须对行政程序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理论论证 ,其中 ,行政程序法在我国该如何定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定位包括六个热点问题 ,即《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法问题、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公法问题、《行政程序法》的权力规范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内外行政程序问题以及《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司法程序问题 ,本文针对上述六个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是一项拓荒性事业,需要形成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共识。就名实相符而言,行政基本法典的表述展示了其在行政法体系化中基础性和通用性规范的角色定位,应当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统一用语。在党—政关系、政—政关系、政—社关系的时代变迁中,我国行政形态已出现三重拓新,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应当从原则和规则层面对此作出系统规范回应。行政基本法典采行行政权力—权利的双线驱动模式,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因应法治一体建设战略安排的客观要求,应当从系统确认和实效保护层面体现对行政权利的切实尊重。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经面向司法的外力驱动期、面向行政的行政自制期和面向党政的高位推进期,应当在遵循法规范安定性、行政合法性审查和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条款扩容、提取公因式和引致性条款技术实现对党政司法资源的系统整合。名称表述、调整范围、逻辑主线和资源供给四重共识的形成,能够助力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行稳致远。     

试论依法行政的制度依赖

依法行政是法治原则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对公共权力的基本要求，它不仅要求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而且要求行政行为依照一定的行政程序作出，同时行政主体要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为了贯彻、实施依法行政，需要由宪政和法律制度基础予以保障，如权力分立制衡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以及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些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程序正义理念下的行政立法规制

行政立法是行政权扩张的产物,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立法实践中,立法冲突、立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权力运行机制的警惕.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一种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一直是人类社会自我完善的道义力量,而行政立法的特点和现状呼唤程序正义理念.以程序正义理念作支撑,搭建一个民主、理性的行政立法法治框架是本文立论的基础,并以此提出:在行政立法的启动阶段应赋予公众行政立法动议权；在行政立法的制定阶段应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机制；在行政立法的完成阶段应引入有限司法审查机制等构想.     

论统治行政的“权治”特性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演进先后出现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统治行政特性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统治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其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统治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正义,王权、神权和君权神授则是统治行政合法性的根源,而统治行政的基本功效是克服普遍的混乱、维持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强调道德.统治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法治缺失、运行非理性、公民权利衰微等.探讨统治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法定行政程序的扩张性解释及其限度——最高人民法院6号指导案例之评析

通过对既往行政审判实践的观察,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6号指导案例有关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也属于听证范围的宣示只是一次波澜不惊的司法重申而已。该案的裁判理由显示,法院经由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对法定行政程序作出了扩张性解释,并提炼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适用范围的判断标准。受司法机关的现实地位、法律解释技术的运用和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等因素的影响,法定行政程序扩张性解释的推广适用尚存在诸多限度。对基层司法经验的及时总结和凝练,有助于为中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实现探索新的生长路径。     

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     

我国专利无效宣告之司法审查与程序价值

对专利权的效力提出质疑,在我国是由专利复审委员会以行政裁决的形式作出判断.任何行政决定都要接受最终的司法审查.行政诉讼模式下专利无效程序的司法审查目前带来的负面效果是不仅损害专利权人、公众的利益,而且还会浪费社会资源.通过历史考察、比较法研究,提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范围和司法审查救济手段都过于有限.法院不仅对侵权诉讼中专利权效力问题的判定拥有管辖权,而且对不服无效宣告行政决定的,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和司法判定权.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将作为专利无效民事诉讼程序的替代而存在.     

论程序法治及其实施

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当前应当特别强化程序法治的思想意识,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惯例,充分尊重人之基本权利,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社会公正与和谐.程序法治是法治应有之义,实施程序法治必须树立程序理念,建立科学正当的程序法律制度,加强司法、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法治程度.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有序地管理社会事务,是新时期政府推动和负责社会管理创新的主渠道.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建设法治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法治途径.行政检察监督可以依法监督和纠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其核心是能动地发挥检察职能.前移法律监督关口,是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力的创新举措.行政检察监督必须依法、规范运行,要从制度建构和法律实践层面进行法律论证和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