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代际间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江苏省的调研数据,考察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代际间差异。结果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在培训中也更加偏好技术含量高、脑力劳动特征明显的技能;并且对培训成本的支付意愿也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此外,两代农民工在培训模式的选择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5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分析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包括反应与认知、迁移与维持两个维度.单因素分析显示,农民工的人口特征对职业培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培训动机、培训系统、环境因素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针对这一结论提出农民工职业培训有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

基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被动型返乡意愿。社会融入视角下,制度因素是显著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返乡意愿的先决条件,而个体因素对于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强烈与直观,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变"推"为"拉",使返乡与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安徽省内16个地市的101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居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外出务工状况、对相关政策认知与参与状况对于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身体状况非常好、收入来源于土地承包费、平均月工资在4-5千元、加入商业保险、微观政治参与意愿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身体状况较差、希望养老方式是储蓄和商业保险养老、收入来源于种植和养殖业、宏观政治参与度对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武陵山区农民工大军中的主体。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武陵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依然异常严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的长效机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加强职业培训的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服务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