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利率、农户特征与正规信贷约束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农户受到的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与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贷款利率显著影响农户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正规贷款意愿的强弱;第二,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较弱,农村地区需求抑制现象严重;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额度也逐渐增大,富裕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占据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较大比例;第四,收入、可抵押品资产、是否是党员等农户特征对两种类型的正规信贷约束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粮食种植户风险态度对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由于涉农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不足,我国农户受到严重的信贷约束。基于对四川、河南、浙江和黑龙江4省1 030份粮食种植户农户样本,运用Logit计量模型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各类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约束率达到71.6%,由于农户抵押担保不足,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容易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贷款大小户存在较强的异质性,贷款规模较大的农户更易受到实际供给信贷约束;农户的风险规避性越强,越容易受到实际需求型信贷约束,且资金需求小户更为明显;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易受到名义信贷约束。基于以上结论,为了缓解信贷约束,金融机构与政府应针对不同借款农户采取不同政策,对于贷款大户,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对于贷款小户或资金需求小户,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利率等;对所有农户,构建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户风险规避程度。     

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的测度与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采用582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估算了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探究了正规信贷供需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约束程度下各因素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高达7889%,家庭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和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有显著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和大额支出显著影响种粮大户正规信贷需求;随约束程度分位点的提高,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家人中有村干部、亲属是否在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或金融部门工作4个变量的系数呈U型变化,而大额支出、非生产性资产价值、家与最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3个变量的系数呈倒U型变化。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及其异质性分析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呈现差异化定价的格局。采用意愿调查评估法和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基于具有名义正规信贷需求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户整体的正规信贷需求缺乏利率弹性。若农户处于竞争度更大的正规信贷市场,或者将贷款用于生产用途而非消费时,农户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会变大。在利率上浮至银行最优信贷配给的利率水平前,利率上浮有利于激励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然而考虑到农户利率弹性的异质性,银行会选择审慎定价。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睢宁县33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信贷需求缺口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地区1/3以上的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其中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户还款能力、信用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等因素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农户(除最低收入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农户信贷配给下借贷福利效果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Switching模型,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247户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分两个阶段对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影响因素及程度和信贷配给下农户的福利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资产余额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总支出对需求的影响显示为正向;家庭劳动力比率、纯收入和固定资产余额对资金供给为正向影响;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为74.63%,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信贷资金有效利用率是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2倍。     

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甄别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较为关键的因素,农户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主要减少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性收入。基于研究结论,为了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提出完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政策建议。     

农地确权能否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基于德·索托效应的再检验

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     

信用制度能提高农户信贷获得吗？ ——来自农村金融调研数据的证据

以中国农村金融调查81村1 951户专项入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信用制度对我国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实证表明：（1）信用村和信用户的信用制度显著提高农户信贷,其中信用户使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概率显著提高1.4。（2）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户由民间信贷向正规信贷转变。此外,农户信用记录、家庭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等均对农户信贷获得有不同程度影响。未来,尽快普遍建立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对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与信贷约束——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

缓解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是今后几年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要提高针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切实解决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市场失灵问题,必须首先厘清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现状、成因及其形成机理,否则金融扶贫相关政策的制定、涉农金融产品的创新,都将失去客观依据而偏离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从金融素质视角出发,参照刘西川提出的信贷约束及其背后信贷配给机制的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的成因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样本地区农户同时面临供给信贷约束和需求信贷约束,二者背后的信贷配给方式及其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金融素质低下是诱发需求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鉴于样本地区农户中承受需求信贷约束农户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供给信贷约束,而自我配给是其被配给出信贷市场最主要的方式,实施差别化金融教育,有针对性对其金融素质进行干预自然是无法回避的治理之策。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农户信贷需求与融资偏好差异化比较研究——基于江苏省588户农户调查问卷

通过对江苏3个县区588户农户问卷调查,了解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苏北、苏中、苏南农户信贷需求的特征,比较三个地区在贷款用途、融资渠道、融资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信贷需求数量与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苏北农户信贷需求的频率最高,但借款金额相对较小,大多是消费性用途;苏中农户信贷需求的频率相对较低,但借款金额较大,贷款主要用于生产性用途;苏南农村已经完全城市化,信贷需求主要是消费性用途。三个地区农户的融资渠道都明显表现为以民间融资为主的特征。从总体样本的融资选择次序看,第一选择是亲戚朋友借款,第二选择是银行,第三选择是信用社,最不情愿的选择是高利贷。建议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引进新型的小额贷款机构和其它金融机构,满足农户多样化和差异性的金融需求。     

贫困农户信贷障碍与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信贷资金的流向主要是乡镇企业和条件好的农户,农村中最贫穷的人目前正面临着信贷约束和信贷障碍的威胁.造成这些威胁的原因,一方面与贫困农户本身信贷能力弱、信贷观念落后和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信贷市场环境和信贷制度有关.正确评估和认识这些原因,对于我们探索农村信贷规律和加强对贫困农户的信贷支援都有重要意义.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     

农地流转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及约束研究——基于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的调查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背景,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正规信贷约束程度以及资金缺口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营主体由于在资源禀赋、经营能力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信贷需求、受到的信贷约束以及资金缺口也都不同。大部分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强烈,但由于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具有更广泛的可抵质押物和社会资本,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小于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三类主体,从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也相对较小。据此,从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约束的政策建议。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我国农村信贷市场重建的合作制基础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农村有普遍的存款服务和汇兑服务,但缺乏有效率和规模的信贷供给。如何重建农村信贷市场成为制约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的关键因素。通过对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在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小农经济与市场化的矛盾成为制约农户借贷供求的根源。突破这一制约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合作经济和建立"农民所有"的合作金融。     

什么因素影响正规农户小额信贷 ——基于“北大花旗”数据库的农民家庭借贷行为调查

阐述了农户小额信贷“正规化”趋势的渊源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方法。从小额联保和动态激励两个方面对正规农户小额信贷技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大花旗”数据库中1 581户样本农民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抵押品、贷款证、非农收入、农业保险等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业务发展,各级政府应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发挥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联接作用,破解农村金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