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亦促使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以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来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成,探讨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进而提出在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对策建议：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新管理理念,推动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民国湖南乡村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

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出现了小型化、经济功能消解的趋向;宗族具有的管理、教化族人以及承揽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逐步为乡村政权的国家职能所取代;现代政党分支机构进入乡村,国民党逐步建立了县乡党部;农会作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乡村获得普遍的发展,合作社成为复兴农村经济的手段得到强化,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组织显现了向现代发展的趋势。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农村纠纷多样化与农村社会秩序整合

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血缘关系日渐让位于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契约化原因，农村社会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化。在农村中传统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而法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实际情况下，要依赖于情与理的社会整合功能、村规民约的社会整合功能、国家法的整合功能，来实现农村社会秩序的整合。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

普遍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革命要改变的那个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它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深刻的变动;尽管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其冲击效果十分有限。在革命进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苏区社会内部,一俟条件成熟就会反弹;苏区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进行,原有的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全面回复。事实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那个结构。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国家化”视角下政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建构理路与反思

如何解读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道路,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从中把握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化,将政党拉回到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走出当下基层治理研究迷思。由此反映到乡村治理结构上就是一个“国家化”整合过程,以政党为主导力量实现组织国家与组织社会的双向建构,并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纵观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历程展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由人治到法治、由集权到分权的总体发展趋势。再经历了革命化延续的全能主义时期、村民自治的行政化阶段,政党不断强化自身公共性、有效性、回应性使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党建引领、多元合作阶段,依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治与行政、分化与整合之间的紧张与矛盾。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新农村法治建设

法治是具有整体性的,新农村法治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实现,就没有中国法治的实现。而厘清法治化与农村社会的内在关系,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传统观点认为农村法治化是中国法治化的外迫性产物,但笔者认为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内在地需要法治,法治化是对农村社会变迁的最好回应。     

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秩序——以民国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云南民间借贷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政府针对民间借贷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与干预,但最终无法取代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说明民间借贷对乡村社会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培养和引导乡村内生性经济力量,也必然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社会秩序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基于G自治区H市的经验考察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正面临着现代转型需求。以G自治区H市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为研究样本,分析转型时期H市乡村人民调解工作回应民族地区"转化型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特点及现实困结,提出新时代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应当从优化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组织构成、提升乡村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水平、创新推进乡村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纠纷调解回访机制以及加强纠纷预防法治宣传等方面下功夫。     

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

近代若干农村地区的若干手工业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变迁:首先,传统农、副业结构、农村种植结构、农民收入结构等发生了变化,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初露初端倪,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其次,有利于农村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最后,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商人阶层的崛起,农村社会救助能力得以提高.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