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论《广弘明集》对《魏书·老志》的转写

受到写本时代书写规则和宗教竞争的作用,《广弘明集》作为选集,收录《老志》却沒有保持《魏书·老志》的原貌.《广弘明集》对《老志》的改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再创作":一是从语法修辞层面简化文本,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改造文本.道宣之所以大肆改动《老志》,以及改动之后不作任何说明,与当时的佛道冲突以及写本时代密切相关.道宣转写之后的《老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本的客观性,但却保存了观察文本改造和探究佛道冲突的史料,探讨写本时代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奇的视角.     

北魏太武帝崇道抑佛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剧与纷争的时期,此期发生了太武帝崇道抑佛的事件,反映出这是对汉文化认同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佛、道二教相争的结果,同时也与佛、道二教本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密切相关。     

韩愈排佛与三教论衡思潮

佛教入华后的千年间,儒释道三教的比较、争胜、交融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韩愈排佛是三教论衡思潮演进的一部分.攘斥佛教的思想,可能形成于韩愈早年读书学习时期.因过早树立排佛的标杆,影响了他对佛教的深度了解,韩愈排佛思想始终没有大幅度的提升.韩愈与傅奕的排佛有诸多相似之处,然傅奕排佛有张扬道教的倾向,韩愈则是排斥佛老、张扬儒教,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愈也极少提及傅奕.韩愈排佛受中唐诞节三教论衡的刺激,对三教融合、夷夏之辨等三教论衡议题有所回应.他对三教论衡的贡献,在于颠覆佛道二教的诸多议题,反振佛教化中国的趋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有其积极的学术影响.     

试析胡寅排佛思想中的政治理念

宋朝佛教的兴盛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和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对佛教的呼声连绵不绝,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胡寅通过专门的辟佛著作和史学评论详细地阐述了排佛的主张.而在其排佛之论中,又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借排佛述政论,含政论于排佛,这可以说是胡寅阐释自己政治理念的独特方式.     

“达玛灭佛”与“会昌法难”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传佛教史上“会昌法难”和藏传佛教史上“达玛灭佛”两次灭佛事件的比较分析,透视佛教在汉地和藏区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条件下所经历的相同过程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试图从中总结出外来异质文化和本土固有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     

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灭佛事件,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对这一事件的起因,学术界大都沿袭正史的笼统说法,从经济矛盾和宗教斗争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本文则试图对这一事件做出新的探讨,力图探究出所以发生这一事件的更为根本而又隐秘的缘由.     

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     

高丽末朝鲜初儒佛论争--以郑道传的排佛论为中心

本论文旨在检讨高丽末朝鲜初儒教和佛教间进行的思想论争,围绕当时政治社会变动的背景,集中分析了在朝鲜建国中作出贡献的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郑道传的排佛论。他的排佛论以居敬和穷理为基础,具有体系性和客观性,更有为现实改革和朝鲜建国服务的功利性。在高丽末朝鲜初思想史上既有它的意义,也有思想局限性。     

勒内·吉拉尔神话观评析--兼论《西游记》的替罪羊机制

勒内·吉拉尔从“模仿欲望”出发考察古典神话的起源。在原始神话中普遍存在着“迫害文本”的四个范式的扩张与变形。普通“迫害文本”只有受害者的第一次的转变———不幸的转变 ,然而神话进行了第二次转变———幸运的转变 ,即神圣化的转变。这两种转变构成神话的替罪羊机制。但是后来的神话由于受到柏拉图理性哲学和社会道德的影响 ,经过改编和传播 ,逐渐淡化、消除集体暴力 ,最后掩盖、甚至粉饰集体迫害。《西游记》存在替罪羊机制 ,并掩饰集体迫害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在僧诗创作历史上,寒山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且有着与传统文人相似的生活经历,他又接受了天台宗与禅宗的佛学思想与禅法,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作充满了内外学之间,及天台宗止观王法与禅宗禅法的矛盾。而超越这种矛盾的禅境诗,寒山子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寒山子是王梵志白话僧诗到文人高雅的禅诗之间的过渡人物。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

明代将僧人群体的管理纳入了世俗的行政体系,在保护佛教的同时,也创设了大量针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并采用度牒制度控制僧人群体的整体规模。同时,明代对僧人的法律规范呈现出泛伦理化的特征,而僧人群体构成的日益社会化,僧人自身行为的渐趋低俗化,不仅损害了僧人群体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梵汉文化的合璧——试析汉语佛教成语的一个构成特征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用语与汉语进行了有机结合,产生了众多新词汇,包括成语.汉语佛教成语有多种来源,如佛教词语与汉语传统词汇的结合、梵文音译为主的佛教词语、汉地僧人的禅语等,其中佛教词语与汉语传统词汇的结合是主要的构成方式,包括佛教用语与汉语传统用语直接结合;汉语传统用语被赋予与佛教相关的新的意义;汉语固有词汇意译佛教梵语;汉语与佛教共有相同词汇相结合.梵语与汉语的融合,反映了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傣族佛幡的材料和工艺形态研究

使用彩纸、土布、织锦、丝线等多种材料的傣族佛幡，在发挥这些材料元素各自性能的基础上，以不同形态造就了佛幡造型的丰富质感。文章在讨论生动、美观的剪纸佛幡、艳丽夺目的刺绣佛幡、精美高雅的织锦佛幡和千姿百态的布画佛幡的材料和工艺案例的基础上，分析傣族佛幡独具匠心的材料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加工工艺，并探讨材料和工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对现代艺术品设计有所启示。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