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戴震《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特色

《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在继承传统训诂学原则和方法的同时，还有着不同于前人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重视方言字词的注释，注重结合典籍进行注释，根据上下文探求新义，运用古音学知识的声训。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屈原毁誉论两汉至南北朝时期

先秦史籍未载屈原的事迹,诸子著作不见屈原的姓名。对屈原的评论大凡始于西汉。其形式多种多样:或拟《骚》作赋寄褒贬;或注《骚》作序寓毁誉;或立传高其志行;或撰文仲裁众说。抑扬任声,间有歧议,     

《远游》为屈原作补辩

《远游》是屈原所作。这是西汉大学者刘向所定的案,并得到东汉的辞赋家班固、楚辞家王逸的承认。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如《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屈原赋选》(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对屈原作《远游》持否定态度。张叶芦先生在《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上撰     

谢灵运《撰征赋》《山居赋》的注释问题

谢灵运《撰征赋》和《山居赋》篇体长大,目前的注本很少,注释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就两赋注释中的部分典故、史实进行了补充、订正。     

释“讯曰”

贾谊《吊屈原赋》第二段:“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裴婣《史记集解》引李奇曰:“讯,告也。”又引张晏曰:“讯,《离骚》下章乱辞也。”《汉书》颜师古注,全引《集解》说,《文选》李善注,只引张晏说。司马贞《史记索隐》全引《集解》说之后,又说:“讯,犹宣也,重宣其意。”     

屈赋音义"考──兼以此就正于汤炳正先生

戴震（字东原）《屈原赋注》书后附《音义》三卷，习惯上称为《屈赋音义》，其作者为何人，有清以来无定说。笔者论定其为戴震作，请略述如下。一、写本与刻本的异同戴震《屈原赋注》，今所见有刻本与写本两种。刻本十二卷（《注》七卷，书后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赋作解题、赋家小传、文字校勘、辨识通假字与异体字、标注音读、训释语词、串讲句意、揭示主旨与写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观点稳妥。注释中大量征引先唐时期的汉赋注释以及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详释语典与事典,资料富赡,识见卓绝。李善《文选注》堪称是汉赋注释史上的高峰与典范,对有唐以来的汉赋注释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楚辞·招隐士》的几个问题

王逸《招隐士序》其义明顺,它强调的是淮南小山在共时性的心理时空平台下招屈的创作依据;代屈原而“章”其“志”是《招隐士》得入《楚辞》而《吊屈原赋》等与屈原相关的作品不得入之重要原因;从屈原幽隐山中的悲凄身世和时人对隐士的认识与接受等角度考察之,屈原被称为“隐士”没有任何问题,《招隐士》所招对象为屈原不容置疑;以《文选》、《艺文类聚》等否定淮南小山的著作权,似得而实失。     

古籍今注问题二、三例

“华虫”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注释的《柳宗元诗文选》第24页,《吊屈原文》“华虫荐壤兮”,注(5)条下,“华虫”注为“华——原指大象;虫,指野鸡。这里指绣着象、鸡等图案的衣服”。这样来注释“华虫”一词,不知何所依据?“华”指大象,古今字书,从来罕见。“虫”作为一个单词,“指野鸡”,亦所未闻。今按此词,原出《尚书》《益稷》篇“华虫作绘”一语,“华虫”是一个复合词,不能拆开来解释。应依蔡沈《书》注,解为“华虫,雉;即野鸡”。较为有据。     

《屈骚》研究领域的独创性贡献读赵逵夫先生新著《屈骚探幽》

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但在国内和日本却有人曾弹过“屈原否定论”的调子。《屈原与他的时代》以翔实的材料和精密的考证,发前人之所未发,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而《屈骚探幽》澄清了自东汉以来一直沿用的许多不正确说法,同时对《离骚》予以新注,在注释中新见迭出     

《史记集解》的文献价值

《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裴骃广泛搜集和征引汉晋注释家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起来,在注释的内容、方法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释“流光”、“空明”

苏轼《前赤壁赋》云:“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氵斥)流光。’”对其中的“流光”和“空明”的注释,自宋至清的注家基本相同。最早作注的是宋末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秋水清见底,月在水中,谓之空明;月光与波俱动,谓之流光……逆水而上曰(氵斥)。”由于《文章轨范》是影响很大的散文选注本,所以谢说为后来的注家承袭。如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注云:“月在水中,谓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氵斥),月光与波俱动,谓之流光。”《古文观止》又是清初以来影响极广的散文注本,因而谢枋得注释的影响范围凭借它又大大地扩大了。七八百年来,《文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简论《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是清代学者研究屈原诗篇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共十卷,十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二字,分《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大部分。《卷首》冠以序文和采摭书目,次以《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楚世家”节略》和《考正地图》五幅,以考屈原事迹的本末和涉历的先后。正文只取屈赋作注,《九辩》以下削而不录。其所注即据事迹的年月,道里的远近,以确定作品的写作时地。《余论》或驳正旧注得失,或考证典故异同,或阐明作品内涵,颇多精     

论汉赋的盛衰演变

汉赋,从立朝到文景之世,还是骚体赋的天下。散体赋在武帝登基前刚开始形成,随后便兴盛起来,取代了骚体,成为赋坛主流。此后到昭宣元成之世,散体大赋发展到全盛阶段。至明章两朝,大赋始成强弩之末,和帝以后衰落下去,逐渐被抒情小赋取代。这一兴盛衰变的过程是同汉帝国国力的消长及汉代儒学正宗统治的强弱相伴随的。汉初的赋是直接继承楚辞的。贾谊的《惜誓》、《服鸟赋》、《吊屈原赋》,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