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汉书》颜注再探

“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颜师古在注释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学术上擅长语言文字之学的优势,     

李斯《上书秦始皇》的李善注和司马贞索隐的问题

李斯《上书秦始皇》,又题《谏逐客书》,载在《史记·李斯列传》、《昭明文选》卷第三十九.注释则有《史记》的崔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和《昭明文选》的李善注.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裴骃《史记集解》的注文散入《史记》本书,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百三十卷夹注本。六朝写本裴注《史记》残卷《张丞相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是最早的夹注本实物遗存。考察两残卷中散置的注文,可知原本八十卷的《集解》注释体例为“标字列注”,变为六朝写本“散注入篇”之后,不仅于裴注原文有所增损改易,而且注文散置混乱,无规范。但由于散注者的目的在于方便阅读,尽管被分拆散置后的注文已非《集解》之原本旧式,然裴注的内容仍基本保存。从裴注的散置状况来看,六朝写本与宋刊本及今本并无大的变化,传世《史记》版本之源,殆可追溯至此。     

《史记》“三家注”的词义注释浅析

《史记》的语言,史称文言文的典范.自该书问世后,上起东汉,下至隋唐,为之作注者不下数十家.可惜的是,至南宋时代,这些注解几乎全部亡佚.流传下来的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是现在最通行的注本、史称“三家注”.这是一部特殊类型的集注.它虽然以人名、地名的考证和史实的考核作为集注的主干,但是对词义的注释亦特别重视.虽然《集解》、《索隐》和《正义》成书时间不同,但是注释《史记》的宗旨、注释词义的方式方法以及安排的体例却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在对词义训释方面,他们都力求从该书语言的实际出发,遵循着随文立训的基本原则,把形训、音训和义训的传统训诂方法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

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阿尔丁夫（Ａｒｄｉｎｈｕｕ）《史记·匈奴列传》在介绍匈奴法律时，头一条即是“拔刃尺者死”。《汉书·匈奴传》同。可能是由干这句话浅显易懂，无须注释，故《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均未置一词。唐杜...     

“三人亡马步行”非“无马步行”浅议

《史记·李将军列传》“三人亡马步行”一句,一般选本皆忽略不注,有的选家虽有诠释,如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注为“亡马步行,无马而徒步行走。亡通无。”(见《史记选》四四七页注三七)北京大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注释为:“‘亡’通‘无’。言此三人并没有马,只是步行。”(见该书三五五页注四二)此说未必的当。“亡”在古音阳部,“无”在古音鱼部,两字同属微母,故为双声通假,这毫无疑问。但此处“亡”训作“无”,“亡     

历史与注释——对“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所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钱注杜诗》诠释方法略论

《钱注杜诗》是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力作,他用诗史互证方法对杜诗做了深刻诠释,同时也开启了诗歌解释方法的新领域,但历来却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探讨钱注中的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两个方面,进一步挖掘《钱注杜诗》的价值,从而揭示它在杜诗学中的重要地位。     

论包咸《论语章句》的学术成就

包咸<论语章句>是<张侯论>的重要注本,为东汉章句之学的代表作之一.包氏言简意赅的语词考释、灵活贴切的句意绎述、注重致用的思想阐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显著的学术地位.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现行参考文献规范对古代文史研究的不适应性

古代文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注定了古代文史研究论文在参考文献著录方面有特殊要求,这是现行的参考文献著录规范无法包容和满足的。不仅古籍中常见的分卷、分篇形式在现行规范中没有涉及,就连版本、形态、责任者等古籍基本信息也被忽略甚至排除在外,从而给广大读者和古代文史研究人员造成了诸如理解、翻检等许多不便与困难,所以亟待修订完善。     

《三国志》"臣松之"注例研究

本文主要对《三国志》裴氏“臣松之”注例进行研究,梳理出十八种形式,反映裴松之注书的灵活。另对前人讥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等不当之论提出批驳,并揭橥裴氏“臣松之”注例具有折中异载、疑者存疑、以“理”之违合评论史实史料的特色,故裴松之对完善《三国志》和复原三国历史全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论朱陆之争

朱熹和陆九渊前后有六次争论，可归约为为学之方、经典诠释、人物评价等三项内容，反映了朱陆在理学本体论和工夫论上的深刻分歧。朱陆之争在其后的理学进程中有重要意义，是理学理论水平的一个尺度，也是理学发展的一个契机。对朱陆之争理论性质的诠定，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显示了明清以来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     

胡三省及其《通鉴注》述评

南宋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一生坎坷,几经挫折,本着以史为鉴忧国忧民的热忱,许身史学,三十年如一日地校释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坎坷的一生折射出他“青衫不受折腰辱”的高尚人格;校注《通鉴》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