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信息公开基本范畴阐释

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要比司法公开的范围广泛,除了诉讼信息之外,还应当包括司法行政信息。司法行政信息公开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公众中树立威信,有利于司法监督工作的展开。司法信息公开也有例外,按照例外规则的强度可以划分为国家秘密和公共利益的例外、第三方利益的例外以及行政职能的例外。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的层次及其司法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依其例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例外、第三方利益例外、内部行政信息例外三个逐次递减层次,对这三个层次的司法审查应当依次采用仅审查是否存在合理依据、以利益衡量为基本出发点以及尊重的态度和有效监督并举的三种标准,才能达到兼顾保证信息公开与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政职能的目的。     

信息公开理念下的定密异议与司法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受到国家秘密范围的直接影响.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下,基于法律位阶、一般法与特别法、新法与旧法、法律责任等因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适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以保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行政实践.美国法上关于定密异议及其司法审查制度,是推动《信息自由法》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中国的定密异议制度在制度架构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亟待整体上的革新.完善中国定密异议制度:扩大定密异议权的主体,建立更为多元化的定密异议受理主体,进一步完善定密异议处理机制,明确定密异议中的证明责任规则.建立定密异议的司法审查机制,允许个人对定密信息提出异议,借用体制外的力量对国家秘密进行监督和维护.以定密异议及其司法审查机制为核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保密与信息公开之关系,推动“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理念的形成和落实.     

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下的个人隐私之保护

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行政机关进行利益衡量后认为需要公开的,可以公开。然而,从实施现状看,该制度存在不确定的个人隐私概念导致对类似信息的定性不同、行政机关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中怠于行使裁量权、征求权利人同意的程序不明确等问题。结合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个人隐私的方法及该规定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应当明确个人隐私的判断方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裁量行为,法院在判决时也应当选择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判决类型。     

对政府公开虚假信息行为的司法审查

由于司法理念、受案范围和制度构建等的缺陷,当前法院对政府公开虚假信息的行为无法进行司法审查,这不符合建设法治政府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应重新认识相关司理念,明确法院的受案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以实现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判例的初步研究

1966年制定的美国《信息自由法》(简称FOIA)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即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过程中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可运用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信息自由法取得非凡成功的四项基本经验之一。美国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该法中的免除公开条款的精致适用,构成了美国信息公开法制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自由法》中的九项免除公开规定可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国家安全与秘密、内部行政行为、法律礼让、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五个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对上述五个方面规则的具体适用情形与发展,可以裨益于正在中国大陆活泼展开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实践,对发展中国的信息公开法制,特别是相关判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司法信息公开的若干问题探讨

＂司法信息公开＂在我国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研究并明确司法信息公开的概念及其与司法公开的区别、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情形、司法信息公开的程序设置等三个问题,将有助于在我国构建科学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并保障其有效实施。     

诚信政府与信息公开

政府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政府诚信要求政府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遵循信赖保护原则,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政府自身利益的关系,搞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忠实履行合同义务等。信息公开是诚信政府的基本要求和第一要史。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政府和公众的真正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真正信任也就无从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启动,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建设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需要更高层次的立法以及有效的司法审查、充分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健全的民主法治环境。     

政府信息公开中商业秘密的公开标准——从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出发

在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中,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应当采纳财产理论而非商业道德理论。基于财产理论,商业秘密的私法保护附随着财产性负担,该负担可能导致商业秘密持有人对行政相对人的告知义务,商业秘密持有人的告知义务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中的判断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类纠纷案件司法审查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解与适用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约》）通过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首次将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列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司法保护。相应的,如何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框架内妥善解决信息公开类行政纠纷成为了人民法院面临的紧要课题。该文拟在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条例》及《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对信息公开类行政纠纷案件法院受案范围、诉讼当事人、司法裁判方式及行政赔偿等问题略陈管见。     

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对象范围的确定

各国对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对象范围确定普遍遵循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只要确定了不公开信息的范围,就可以明确可以申请公开的信息的范围。在确定不公开信息时可以采用利益平衡原则——公共利益、行政特权、私权利与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平衡。     

美国信息公开推定原则及方法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但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离不开实践中的方法论.虽然在规范上可以通过对政府信息进行分类、对免除公开信息进行规定等方式来划定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是必定会存在诸多裁量性政府信息,即没有明确具体的公开要件的信息.而对于这些信息如何公开,则须方法论上的支撑.美国奥巴马政府重新启用的公开推定原则,是与公开政府理念相一致的重要方法,其将举证责任负担置于政府机关,而推定政府机关在无法充分举证,证明信息属于免除公开情形时,将政府信息一律予以公开.之前采取的"合理说明"、"实质性基础"等都是形式上符合公开政府的理念,但是在方法论上实际上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相悖的.美国公开推定方法的原理及实践,对于完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澳大利亚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兼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对例外事项作了详细列举,并严密定义及限制,凡不属例外事项的信息一律公开。同时,还规定了许多公共利益条款,有效地防止了例外事项被扩大化解释。相比较而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例外事项的规定过于原则,存在大量不确定概念,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太大,有可能对信息公开自行设限,架空《条例》,最高院司法解释也未能有效解决此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我国信息公开的例外事项加以规范。     

试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时限问题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一般情况下,对于需要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自有关信息形成之日起20日内公开.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如果属于可以公开的范围,原则上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予以公开.但前述两类情况下都有可能涉及特殊情况而对公开时限产生影响,如“保密审查机制”和“协调机制”对公开时限的影响,以及被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且需要“征求第三方意见”从而对公开时限产生的影响等.如果因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限而产生争议,则可以援用的救济方式包括提请调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解决程序.     

试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行为的司法审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出了主动公开在信息公开领域的积极作用,强调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原则。但现实表明,我国政府信息并未真正处于阳光之下,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实情,完善我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以望早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目标,实现"阳光政府"建设。     

论行政许可类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界定

行政许可类政府信息公开范凰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魏例外”原则；依和保障人权原则以及利益均衡原则。依据上述原则遥一分析行政许可类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范围和排除范围，重点界定行政许可领域中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限制其他排除事项的知情权、促进依法行政的行政许可信息公开目的。     

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核心问题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应厘清以下核心问题:一、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是行政机关,不应当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国有企业。二、应准确界定国家秘密、行政秘密和私人秘密的范围,作为免于公开的三大事项。三、信息公开的方式,除采取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相结合的模式外,应融入我国地方立法实践中已采用的内部公开和预公开制度。四、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人应指定特定的机构和个人具体实施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信息公开联合会议并赋予其个案审查职能,作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传统救济制度的补充。     

论司法信息公开

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正密切关注着信息公开法制的发展,司法信息公开法制的建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虽然已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有关的法律信息公开却没有纳入其中,我国的审判权的行使仍不是十分透明,缺乏对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司法信息知悉权、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力、法律监督权力的制度保障。本文认为我国亟待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明确规定法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均应公开,同时规定衡平性的限制性条款。     

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

中国司法实践面临着生物多样性相关立法分散、规制目标不明确的现实困境。法院在审查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案件时，对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审查欠缺针对性；在对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判断中，法院的司法审查内容不全面、审查强度不一致，通常倾向于采用结果标准，以生态环境损害的实然结果作为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的标准，这种高强度审查方式客观上违背了职权法定原则。因此，对于生物多样性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完善，应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司法证据，以保证全面且有针对性地审查生物多样性损害；应采取过程性审查方法，对行政不作为中的裁量行为进行全面检视来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违法；同时以司法尊重原则为导向合理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中国路径——基于审判信息公开语境之诠释

民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在审判信息公开、审判信息获取权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需遵循司法公开的本质规律、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多元价值理念,从明确法院主动公开裁判文书的义务、拓展公众对民事审判信息知悉的渠道、扩充可公开的民事裁判文书种类、增设民事裁判文书公开救济机制,以及建立民事裁判文书更新、撤销等保障机制之路径予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