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思想特色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推进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强调治国为民、靠民治国,实施科学治国,坚持和谐治国和和平强国,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治国思想特色,表现出了对国家治理的高超艺术。这不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想,而且也坚定不移地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辩证认识与实践创新

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自然思想、法治思想和廉政思想是其精粹。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又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实现了传统治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显示了习近平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和巨大的政治智慧。     

先民理想国:商、西周治国理政思想借鉴研究

商、西周的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有文字可考以来的治国理政历史源头,对我国当代进行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从天命、祭祀与礼仪、少数统治及其维护三方面尝试进行比较,并基于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源流分析和文本阐释.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影响及作用

治国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思想内容丰富,体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具有开拓探索、曲折发展的特点。本文探讨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影响及作用。     

论周公治国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周公的治国思想主要来源于先王的治国经验尤其是文王的治国方略,周公将其进一步地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升华,最后形成思想理论。周公的治国思想主要包括五点:一,敬德保民;二,明德慎罚;三,任人唯贤,宽容诚信;四,提倡孝友,以固政权;五,制礼作乐,加强文化建设,使人们逐渐由他律转为自律。周公的治国思想对后世直至今天仍有深远影响。     

法德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思想渊源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社会主义治国思想,具有极其丰富、深厚的理论渊源。本文拟从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两个历史阶段对这一思想渊源进行追溯和回眸。这些历史上的治国思想、治国模式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好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治国思想探析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治国思想 ,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治国作出具体的政治设计和方略探索。他开创的人民民主治国新路 ,为新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民主法制治国思想和依法治国方略 ,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赶考”精神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及其显著优势

“赶考”精神是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密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作为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深入思考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看，“赶考”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创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并不断深化了“赶考”精神这个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对比来看，“赶考”精神折射出中西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异，进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显著优势。     

论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与体系化——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

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思想,需要科学性与体系化为之提供坚实基础和坚固支撑。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来源、观点的现实蕴涵、方法的唯物辩证,这从它奠基于科学理论、应和着时代需求、追随着实践脚步、呼应着现实问题、反映了人民意愿几方面得以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系化,在于其包括众多观点与论断、涵纳一系列论述和内容,通过明晰目标方向、指明正确道路、确立科学理念、构建战略体系、拓宽实践途径、强化条件保障,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性,赋予治国理政思想以理论自信与真理力量;体系化,体现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魅力与综合效能;科学性与体系化的有机统一,使治国理政思想站在了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以德治国"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 ,是我党治国方略上的新进展。“以德治国”具体到高校来说 ,就是以德治校 ,以德修己 ,以德育人。因此 ,这对大学生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理解德治、法治、人治等相互关系 ,以“两课”教育为主渠道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     

FDI、要素成本与东道国产业发展

论题拓展了James R Markusen（1997）的基本模型，重点纳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对其要素市场的影响，分析了FDI与东道国产业的关联效应以及在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将通过关联效应和要素市场的竞争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一个动态二阶段影响过程：在初始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引导东道国发展最终消费品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但在东道国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在要素市场的竞争加剧将阻碍东道国产业发展。     

论国名与国号

国名是国家的名字,代表着国家;而国号只是政府为国家所起的官方称号,在特定时期内可以代表国家,但所代表的主要是政府.一个国名就只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在一国内部出现两个以上对立的政府时,国际社会只会选择其中一个政府作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在政治、法律和国度意义上,中国才是我国的国名,而其他的称呼都是国号.     

论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是关键。我党50多年来的执政经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就要求党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三大规律,要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征服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蒙古贵族得天下主要靠的是军事征服、民族战争,对于被征服的民族和人们来说,他们是征服者。但在他们得天下之后,要完成“治天下”的任务,却不能只靠屠杀与镇压,还要着重解决经济问题和思想文化统治的问题。他们必须适应先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政治经济制度。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征服,否则就难以维持自己的暴力统治。     

宪法与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和有力保障 ,宪法的实施、完善和发展 ,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首要保证。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

异国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这种形象并非异国现实的复呈 ,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形象应有社会基础的支撑 ,可在深层意义上 ,却与形塑者观看异国的方式 (如时间、距离、频次、视角、成见等 )直接相关。形塑者对异国所持的狂热、憎恶或亲善等态度 ,体现在双方关系之中 ,并决定着异国形象的塑造形式 ,被塑造的形象也因而具有置换或偏离现实、具象泛化等多种功能。至于形象学本身 ,则是一门极具扩张潜力的学科     

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变迁

传统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关系日益明显地向对立统一关系转变。以对外开埠通商为契机 ,近代烟台城乡关系开始转型。在贸易推动下 ,烟台成长为近代化新型工商业城市 ,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文明 ,并引发了周边乡村社会的互动反应 ,使之卷入近代化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