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性视角看马克思的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总体性"是重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的重要视角。在"总体性"视角下,马克思伦理观的理论特征体现在,对于现代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和伦理精神危机的深刻指认。马克思伦理观的辩证方法论特质表现为,弥合现代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裂,化解现代道德"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马克思伦理观的当代价值体现在,在批判与整合中、西伦理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建构面向当代中国伦理现实的新型伦理生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的自我革新。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

孝治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和圣贤政治的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从圣贤政治到民主政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两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孝治也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既体现了法治的精义,又标志着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是因为,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容易接受法律治理的领域是一些与个人身份无关的领域,家庭关系是法治最难攻克的堡垒。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并非"孝道入法",它把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条款中,传统的需要尽孝的"父母"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替换成为没有任何伦理指向的"老年人"。传统的子女则被替换成"家庭成员"或"赡养人"。这样的替换从制度上抹去了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在法律上终结了传统的孝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纳入到法律调整的领域,表明家庭这个最难被法治攻克的领域,已经成为法治的辖区。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具有标本意义:它既是孝治终结的标本,亦是法治兴起的标本。     

汉代的孝治及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汉代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以孝治作为德化的治道,希望把儒家孝道通过政治运作机制推行到社会共同体中,成为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建立一种基于善良情感之上的秩序运作模式,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孝治的必然性,再以伦理感召为孝治提供了现实通道,最后通过礼乐教化与法制建构构成其制度化生活方式.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道之思,展示了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的性别分析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考察,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根源于父权制下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二元划分及对立。在当代,则源于民主体制下政治妥协之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的回归与统一,凸显为民主制度内生的民主、平等性与父权制的专制、等级观念的对立。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自由个体的充分全面发展,及公共政治的多性别参与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终结的根本途径。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祖先崇拜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祖先崇拜在中国发展为一种兼具宗教性与伦理性的扩散性宗教,其宗教因素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政治理念等紧密相联,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伦理体系,表现为以贵生厚德为价值取向的生命伦理观、强化秩序及认同的家族伦理观、维护制度合理性及宣导德治精神的政治伦理观,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祖先崇拜伦理观是当代社会伦理及文化的重要资源,并将在补足社会规范伦理、引导调适个体生存、完善海峡两岸关系中彰显其独特价值。     

伦理正义:公共精神培育的中国进路

培育公共精神、凝练核心价值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共识,相应的伦理诉求多趋向于制度、秩序或规范重建,而制度、秩序与规范的有效性必须以执行者的道德正义为前提,"人—制度"的逻辑悖论又极易催生伦理正义诉求的价值陷阱。难题破解必须诉求于伦理生活中自由而自觉的道德主体,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群体因知行合一的独特气质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生成的伦理引擎,成为人民大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起搏器"。其发生与发展依赖伦理生活中的两种力量:一是以公共事件为契机的公共精神教育;二是政府主导的伦理正义体系。其中,先进群体是前提,公共事件是媒介,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是保证。     

“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个性官员”研究

"个性官员"是指党和国家行政机关中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实际行为,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人员。如果从"元治理"的视域研究,"个性官员"群体是可以和中国社会语境兼容的,其标准在于合法性标准和"返魅"标准。但在契合中会遇到官员主体和客观环境要素的对立和冲突,其原因包括制度供给的不足、"个性官员"角色冲突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等。因此,要实现"个性官员"和当代中国语境的真正兼容,必须促进普遍道德标准和官员个体创新的统一,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制度"善"的落实以及构建符合公共精神的当代政治文化。     

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特征论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代性悖论凸显,具有社会价值基础和整合功能的公共理性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理性、西方现代公共理性的特征。     

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与启示

孝文化是古代社会调整代际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主要经历了萌芽、儒家化、法律化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本土孝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孝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掘本土孝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法理价值并引入立法,以隐形契约关系促使家庭单元稳定,以家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以孝文化的弘扬促进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将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相结合,以建构具有本土性文化特征的中国特色老年法体系;同时,完善文化、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树立正确的孝文化理念,实现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发挥调解在代际亲属问题处理中的作用,实现个体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以应对社会转型中的代际矛盾。     

当代农村孝道流失的社会原因探析

在当代农村传统孝观念的断裂和孝道的流失则是客观的现实。孝道流失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家庭结构变化疏离代际情感;城市化进程弱化原有孝观念;伦理教育途径缺失阻滞孝道传承;社会保障制度缺位增加秉承孝道的负担。遏制中国农村孝道流失,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需要携手共担。     

家庭养老之孝文化的变迁与调适——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是中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孝文化是支持中国家庭养老的主要价值理念。孝文化自产生后不断调适,经历了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变迁过程,较好地支持家庭养老方式。但当前社会剧烈变迁使孝文化面临挑战,进而使家庭养老方式面临危机。缓解这种危机,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无疑是必要的,但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行为均深刻地嵌入其历史文化中,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今天仍有其存在的文化与伦理意义。因此,基于文化调适理论,加强传统孝文化的自觉意识,推进孝文化的再生与创新,为家庭养老提供坚实的文化伦理基础就成为必需。     

《论语》中有关“仁”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高道德规范。对孔子《论语》中仁学思想的剖析主要是探索孔子仁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仁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孔子从"孝悌"的自然亲情出发,以推己及人为方法,进而把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突出强调了仁的爱人精神。     

论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伦理体系中的合理定位

传统孝文化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不断历经改造,所呈现出的宗教伦理性、社会政治性、文化神秘性已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诉求。孝文化只有在现代社会伦理体系中以个体伦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为合理定位,才能发挥应有的文化价值。     

从华人文化脉络反思台湾高龄社会下的老人福祉

为了以具本土契合性的方式理解华人社会中新兴的高龄化议题,文章从亲子代间伦理的角度切入,在台湾社会文化与现行政策脉络下,以华人孝道概念为核心,整合西方既有研究概念及研究取向,进而建构一套适用于探究华人文化脉络下高龄福祉议题的前沿理论。孝道概念及文化在近期高龄化趋势下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社群与政策单位的重视,但可惜的是,无论华人或欧美研究者往往都将孝道内涵局限于"奉养年老父母的义务",或子女在物质、劳务与情感层面上提供父母代间支持之义务,而未能掌握华人文化中各种孝道行为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等层次上的不同功能与意涵。有鉴于此,文章特别援用华人孝道双元模型,借助其在孝道概念化方式上兼具亲子代间关系运作特征、儒家伦理展现形式之优势,完整反映出孝道在华人社会中同时涵盖私德与公德领域的运作特征,及其在个人、家庭及社会层次上的多元功能,据以深入解读台湾老人福祉议题与相关现象、政策方向背后更细微的本土特色与伦理意涵。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孝亲方式的＂养＂和＂敬＂的二重性;其二是孝亲义务的绝对性和至上性;其三是孝亲功能的逻辑推演性。可以预见的是,旨在强调家庭伦理之＂孝＂的先秦儒家＂孝＂论,必将对传统＂孝＂文化的当代转换提供有益借鉴。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下的孝慈精神之嬗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三个阶段均具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特点。在各历史阶段,孝慈精神都始终未能摆脱被批判、被摒弃的命运。事实上,孝慈精神植根于血缘亲情,具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有用于现代社会,理应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成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有益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