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低保家庭子女补贴制度设计

我国城市低保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引起众多关注,各国为缓解贫困代际传递,有着诸多的制度实践,其中国外的子女津贴制度尤其值得重视。通过阐述国外子女津贴制度的类型,分析国外子女津贴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其基础上可提出我国子女补贴制度的制度设计框架。贫困家庭子女补贴制度需遵循选择性、政府主导以及基础综合与分类补贴的原则,根据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确定基本补贴金与临时补贴金,采用现金补贴与实物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分类管理与个案管理的管理方式,结合综合性的目标定位方法,实行分层决策、分级管理模式;资金筹集仍然是以政府提供和政府拨款为主导,设立统一的城市低保家庭子女补贴金专用账户。此种制度设计,将使为贫困家庭子女进行补贴的措施制度化,成为缓解城市低保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贫困治理现代化:理论特质与建设路径北大核心CSSCI

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组织机制在减贫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致力于建构援助者和服务对象“内外结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协同互动”的结构体系,也是兼顾传统发展智慧和现代治理技术,积极推动居民认同及参与,不断提高贫困治理系统性的过程。未来,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还需要以农村社区的本土发展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充分挖掘乡村留守群体和青年群体的优势能力,并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和人文治理三个维度,优化贫困治理结构与秩序,推演出更加多元和符合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     

贫困家庭心理资源对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

提升贫困家庭子女的脱贫内生动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代贫困问题。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家长亲职能力这两项家庭心理资源的效能,能够催生子女产生积极向上的脱贫内生动力,并与外部扶持资源形成合力,使子女更加刻苦学习并跳出代际贫困的陷阱。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某省贫困县抽取了1462名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考察上述两项家庭心理资源对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结果发现:(1)贫困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家长亲职能力与子女脱贫内生动力都处于中等水平,其指标均有较大提升空间;(2)家长亲职能力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子女脱贫内生动力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3)家长给予关注和家长实质陪伴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子女脱贫内生动力的关系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家长实质陪伴的中介作用大于家长给予关注的中介作用。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儿童贫困治理的几个理论问题

儿童贫困具有二维多元内涵,包括经济贫困和服务贫困,与成年人贫困和家庭贫困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儿童贫困治理不同于儿童福利工作,应以实现儿童权利、彰显公平正义、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价值诉求。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依托家庭,克服儿童在物质、教育、医疗、照顾、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匮乏,改善贫困儿童经济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建立儿童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治理体系。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家庭再生产、贫困发生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以贵州侗族贫困地区的经验调查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再生产模式为分析框架，家庭理性规划能力，家庭积累能力，家庭发展能力以及家庭发展意识作为分析维度，阐释当地结构性贫困性质的发生机制。分析当地反贫困路径低效根源，解释当地贫困地位与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视角，调整扶贫思路，贴合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内在发生机制，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提出针对性建议。     

贫困女大学生与家庭脱贫问题研究——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

通过阐述贫困女大学生与家庭脱贫问题的凸显及研究意义,分析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人4个方面进行归因,对照高校助困现状,寻找解决高校贫困女大学生和家庭脱贫问题的对策。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乡村小学儿童相对贫困的家庭内部影响因素——基于logistic回归的实证分析

在减贫过程中,以农村家庭为主体的乡村小学儿童相对贫困问题作为治贫工作的内生抵抗力量,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 高质量发展。基于山西省A 县的实地调研,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乡村小学儿童相对贫困的内生因素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乡村小学儿童家庭结构、家庭健康、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教育对乡村小学儿童的相对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为推进乡 村小学儿童减贫战略步伐,必须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从完善家庭可行能力、建立儿童扶贫机制、坚持健康扶贫政策推行、强 化教育理念内生化等方面探索乡村小学儿童减贫之策。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

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 ,存在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此 ,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和扶贫政策规范化 ,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投资力度等多重视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