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进化论元素——基于义利观的考察与分析

从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的考察入手,以义利观为例较为深入地解析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进化论元素的具体内涵,阐述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进化论思想元素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分析认为,严复在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改造,颠覆了封建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当时的进步力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思想铺垫。严复的努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富强的思想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以西学光复中学--重评严复的文化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他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但是,严复翻译西学的目的并非如前人所论——以西学取代中学的主体地位或者撷中西方的精华来重构中华文明,而是试图以西学来促进中学的复兴,严复的这种翻译实践及理念与他对进化论的抗拒和自身的精神资源有关。     

论严复的立宪观

近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适合社会进化论而非社会契约论的解释模式,严复以社会进化论为理据而构建的立宪国概念,显现中国近代宪政话语的基本特质,即侧重于从"外竞"和集体主义的角度确定宪政的内涵。"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理论范式源于儒学传统对西学的自主性思考,就严复而言,他对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共享的前提自然权利始终不无疑虑,儒学传统迥异于自然权利论的人性预设,最终使得严复对自己早先艳羡的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性格,以及他孜孜以求的富强目标感到困惑。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行政伦理思想在中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必然的发生学逻辑.其渊源根植于春秋战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土壤之中:儒墨道法相继嬗替型塑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行政伦理思想主流与边缘之态势;近代"西学"顺势而"东渐",经"器变"、"道变"及"神变"的由表及里的浸润,开启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近代变革之旅.     

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近代国家理念的思想家。他通过发表一系列重要译著、论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学说,用进化论、民权说、自由论以及近代政治学、社会学等学说,否定"君权神授"的陈说,阐述近代国家理论原则,为国人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理念。严复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借鉴西人研究成果,提出以"图腾"、"宗法"、"军国"为循序演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推动了国人历史观的进步。严复不仅向国人介绍了大量新学说、新思想,给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而且以出色的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家庭伦理视域里的鲁迅进化论思想研究

鲁迅家庭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进化论思想来说,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严复的影响,但是通过在日留学其间对于进化论思想的相关文献的直接研究以及章太炎＂俱分进化＂思想对其的影响,促使其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使得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了孩子,改变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     

论近代中国进化论"多源多流"的特点

近代中国进化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二是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三是西方进化学说.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近代思想家对进化论进行吸收和改造,形成各具特点的进化论学说.康有为吸收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形成"三世"说的进化观;严复思想则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的综合产物;章太炎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拉马克学说的影响,将革命引入进化论;孙中山信仰达尔文学说,提出"突驾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分别提出"抵抗力"和"民彝"史观.因此,近代中国进化论具有"多源多流"的特点,在"多流"之中又有其共性.     

国学之真的寻求——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译述的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国学修养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给予批评。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存在“好古忽今”的基本倾向,而且将政治与伦理混同,没有真正的政治学。从社会的实效考虑,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法家的法治。然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为严复所肯定,其晚年又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立国之本;他坚持中学与西学的分立,以为中学之真与西学之新互为消长,而真正的国粹必将长存。近年来,怎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成为新的学术问题,严复的见解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严复海权思想初探

严复是我国较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者。他借鉴马汉的海权理论形成自己的海权思想,认为海权关系到国家的贫富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下;不缔造海权,陆权也只能随之丧失。他呼吁我国应在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与南中国海海域建立制海权,规复海军,实行海上交通控制,拒敌于海洋国土之外。其建立海权具有"国振驭远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体现了其海权思想和国防观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晚清士人对《天演论》自然知识的理解——以吴汝纶与孙宝瑄为例

《天演论》介绍的进化思想,以及其后的各种学说,在晚清士子中的接受程度颇为不同。透过对吴汝纶和孙宝瑄的研究,发现《天演论》并非使他们产生一个崭新的进化世界观,而在他们身上形成一种与传统自然知识相当奇妙的融合,他们似乎皆有以传统自然知识,尤其是理气论、气化论和易学思想为基础理解《天演论》的倾向。《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思想、原子机械论思想和对种种事物变化的叙述,则基本上被两人视为对宇宙秩序及其现象的更深刻描述。然而,《天演论》不能完全使晚清士人认同进化论;相反地,它所介绍的进化论同时遭到部分晚清士人的强烈质疑。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两极化的理解,原因之一是《天演论》中已然蕴藏了大量的传统自然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导致了吴汝纶与孙宝瑄对进化论的误解。     

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解读严复译著《天演论》

翻译生态学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严复《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其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试图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解读《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严复国民思想“劣根性”研究

严复是近代对国民素质及其教育始终予以最深切关注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首次提出了国民"劣根性"问题。本文从表现形式、改造方法等方面对严复关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严复站在中西对比的高度对国民"劣根性"表现的分析,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改造整个国民性,塑造优秀的种族来挽救中国,对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严复与福泽谕吉智德观比较

严复与福泽谕吉是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启蒙思想家,都提倡提高国民的素质,但又有所区别。同为“开民智”,严复有感于八股取士的腐朽,提出新式的教育理论和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却受限于政府主导一切的国民教育模式;福泽谕吉肯定明治以来政府日益完善的教育体制,倡导以学者为先导,学者、民众、政府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模式。同为“新民德”,严复始终处于中西学的矛盾之中,摈斥“天赋人权”;福泽谕吉却尽力引入西学,以求取代汉学在日本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以热赞“天赋人权”。     

桐城派古文主张对《天演论》译介的影响

作为晚清时期系统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人,严复译介的著作备受关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其译作采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手法有简要的阐述,但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天演论》译本为例,论述桐城派古文主张在严复译介中的应用及具体的实施过程,揭示严复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今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     

严复的国民道德主体性研究

严复的＂新民德＂思想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状况提供了新视角,在中西国民素质及其教育比较中,他着眼于剖析近代国民道德的缺陷,痛切地对国民素质进行深刻的反思,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平等道德观念,来重新塑造国民道德主体性,培养一代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新国民。严复的新民德思想对当代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教育、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天演论》的意译方式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十多种意译方法。本文通过对《天演论》文音译文与《进化论与伦理学》白话译文的对比研究，择要举例说明，分析其意译方式，并努力探讨其得失和作用。     

严复自由观之悖论

严复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在于他既肯定自由之于人道的内在价值,又视其为国家富强的工具,而他对自由的历史性、工具性和价值中性的认识更显示了其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严复自由观之悖论与其说是群己(国家与个人)问题,毋宁说是共殊(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他发现了西方因自由而富强的秘密,但中国却难以复制英伦式的自由之路。为了拯救内忧外患的祖国,严复不得不搁置个人自由的目标,转而追求国群自由。“永恒的真理都是悖论性的”,严复的自由观也许正因其悖论而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