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接受美学中的"意义未定和空白"及读者的阅读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叛而出现的.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接受美学视角下《尺素寸心》英译本的赏析与思考

接受美学突破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肯定读者在文艺实践中的中心地位及能动作用，认为文本意义的最终实现，依赖于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和接受。这一思想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尺素寸心》英译本加以分析，可以发现l、立德的译文既有效地照应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又成功地把握了译文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审美距离，因而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些启示。     

走向译者的诗性之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接受善学视角

接受美学是西方文论中读者中心论思潮的典型代表,基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文学历史性等理论视角展开。诗歌翻译作为在跨文化视域中接受、传承诗性之美的重要方式,在译者主体选择背后隐藏着主体的期待视野,诗歌文本内在的空白召唤着译者的主体创造,译者的主体演进赋予诗歌文本跨文化的历史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正确对待接受美学思想对于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由极端到折衷的形式主义批评

形式主义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流派,这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都以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形式为批评客体,以此探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入、不断综合.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形式为绝对中心,排斥一切形式之外的因素;新批评较之采取相对折衷的态度,虽提出文本中心论,但并不完全摒弃历史的范式,承认作为语境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结构主义批评由于直接受到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研究焦点由文本扩展到潜藏在文本之后的宏观文学传统及读者的"文学能力",研究视角大大拓宽,研究立场也比新批评更加包容.     

从"外在于彼"到"内在于此"--诺曼·N·霍兰德的文学反应动力学述评

诺曼·N·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是美国杰出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指导,借助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和接受美学文学接受理论,建构了完整而系统的文学反应动力学,将作者、文本、读者作为一个整体,细致剖析了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心理机制,揭示了文学快感和文本意义产生的深层心理原因,试图在文本的艺术形式和读者的心理反应之间建立一个科学的模型,力求将模糊的心理问题科学化,对艺术形式、语言、情感、风格、艺术真实、心理防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分析了读者如何将文本"外在于彼"转化为"内在于此"的心理反应.     

作者的“读者”维度与文本动力学

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对于作者采取"放逐"的态度,致使作者作为"读者"的一面被遮蔽,本文通过对"读者"的细分发现了作者的"读者"维度,以及这种维度对于文学的承传"经验视野"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文学史的视野内,讨论这种"维度"对于文学史动力问题的意义.以此我们发现接受美学与解释学理论对于作为"读者"的作者维面的理论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向的思维,当文本内批评以及以读者理解为对象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在目前的文化研究面前式微的时候,我们发现,用之来观照作者会产生另一种理论效果以及这种效果对于过去那种"静止"的研究有一种"制动"的意义.     

解读接受美学的“二个文本”

接受美学兴起于欧美文坛,其以读者为中心,对文学的作品、作者、读者"三位一体"的研究成为阐释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关系的一派新论.它将读者推向文学研究的前台,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整个西方文论尤其是其后兴起的"读者反应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该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进行解读,可以重新构建一个"三文本"的文本体系.     

知音：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是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批评和接受理论,若以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视角进行观照,则“知 音”批评也是以读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批评理论;但“知音”批评较之早期接受美学过分强调读者创造性解读的作用,更具辨证 眼光。它将文本看成是作者与读者超越时空对话的产物,在充分考虑到读者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又不忽略作者和文本。     

论《等待戈多》“反戏剧”的艺术创作特色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名作《等待戈多》是后现代主义流派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作品。运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从反情节、反人物、反语言、反时间、反场景、反悲喜剧等方面透析了《等待戈多》文本中“反戏剧”的艺术创作特色,揭示了这一全新的表现形式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现实、文艺思想的影响和贝克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运用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阐述了作品能够给予读者的警示和净化作用,以弥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从而全面透彻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和艺术价值。     

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 ,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 ,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 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 ,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 ,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台湾《文学杂志》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倾向

半个世纪前的《文学杂志》如今仍旧是两岸学者最关注的台湾文艺期刊之一。它重视文学评论,所发表的大量中外文学评论引导了时代的批评、创作和欣赏潮流。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批评具有＂当下性＂、＂艺术性＂和＂反共＂倾向性。论文对其＂反共＂倾向性的认定,颠覆了人们对其＂综合性纯文学刊物＂的印象;它对20世纪中国小说批评的＂艺术性＂标准,给了台湾的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和读者以莫大的启示。     

论中国古代“见仁见智”的批评差异性

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和批评都注意到差异性问题 ,与西方提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也提出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理论命题。这种“见仁见智”表现为批评着眼点不同、方法和技巧不同、对对象选择角度不同、结果不同以及批评的相对性上。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有对象的不确定性和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以及文学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等因素。这是形成文艺创作和批评多样化的重要因素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

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东西方古现代学者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实质性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包括"作品命意批评"、"编撰体式批评"、"框架结构批评"等八个方面。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并注意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与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下,《诗经》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萌芽。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萌芽”本身却包含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批评思想之“萌芽”的发展层次与基本内涵。并以《诗经》为线索,进一步探讨周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