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屠隆考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要正确评价这部奇书不能不探求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然而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其说法之多,可以说在我国文学史、甚至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几无他者可比。所有说法,约可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初期的传说,如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野获编》),或是“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柿录》),及“金吾戚里”门客(谢肇涮《金瓶梅跋》)等。第二类是后世的探测。这种推测又可分两种:一种是未指明具体姓氏者,如徐谦《桂宫梯》云“某孝廉”,谢颐《金瓶梅序》云“凤洲(王世贞)门人”,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云“浮浪子”,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云:“金华、兰溪一带人”;另一种则指明了具体的姓名,先后有十一说:王世贞、李渔、卢楠、薛应旗、李贽、徐渭、李开先、冯惟敏、沈德符、贾三近。此外,还有一种“许多艺人集体创造”说。     

欣欣子不是屠本畯,笑笑生不是屠隆、屠大年

本文不同意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是屠本畯,《金瓶梅》作者是屠隆、屠大年之说。欣欣子读过《金瓶梅》全书“凡一百回”;而屠本畯“恨不得睹其全”。屠本畯未从屠隆、屠大年处读过《金瓶梅》;而在王宇泰、王稚登处读过抄本各二帙。欣欣子、廿公、袁中郎说《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而屠隆、屠大年是大梁、无锡、鄞县人,非兰陵(武进)人,亦非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     

《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

朱星同志的《金瓶梅考证》(以下简称《考证》)重申《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旧说;他的新发现是“明万历庚戌年在吴中的初刻本确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以前有人猜测此书作者是王世贞,《考证》则进一步加以肯定.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金瓶梅》与山西及作者之谜

本文认为《金瓶梅》的有关文物,作品语言、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词曲等方面与山西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从多方面推考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化名为笑笑生,祖籍在山西太原,客籍在江苏“兰陵”,是嘉靖间大名士王稚登。     

从"文必秦汉"到"文盛于吴"——论王世贞的文章学观念与实践

王世贞的文章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必秦汉"说的复古派文章学观念,这一点上,王世贞可谓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中坚。一是学者型的文章创作风格,"沉思翰藻"是王世贞文所体现出的最为典型的创作风格。一是量大质高的实用文创作,这也为后七子的文章创作赢得了"文盛于吴"的盛名。     

王世贞才思格调说辨析

王世贞《艺苑卮言》提出的“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一命题中，“才”包含狭义的才华、广义的才能二义。“思”从一个角度看包含情思、思力二义，从另一角度看包含自然思致和苦思二义。“调”包含声调、情调二义。”格”从学习古人作品角度看是规范之意，从生成意义上看是特点之意。由于这四个范畴的复杂性，这一命题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一命题是王世贞．对文学(文章)创作的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一些基本的文学观念。     

王世贞《州山人续稿》成书、版本考

王世贞的著述主要分布在史部和集部,《弇山堂别集》、《弇州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为王世贞作品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弇州山人续稿》卷数最多,刊刻时间最晚,在王世贞作品中地位最重。考察《弇州山人续稿》的成书、版本是王世贞全集整理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王世贞去世前已将《弇州山人续稿》整理完毕,却因经济拮据而未能刊刻,后来因王氏子弟管护不善,至万历二十七年刊印时,《弇州山人续稿》已散佚二十余卷,后来又发现十一卷,遂补刻为《附集》。《弇州山人续稿》有明抄本、明刻本、清抄本,明刻本又分初印本、后印本。《弇州山人续稿》版本复杂,卷帙浩繁,成于多人之手,有重收、散佚、校勘错误等情况。
      

《金瓶梅》是累积型作品说驳论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情况,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早在五十年代,潘开沛先生就曾提出“集体创作说”①.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多持反对意见,认为《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然而,近年来又陆续有人重申“集体创作说”.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

朝鲜文人李睟光在其《芝峰类说》中大量引用了明朝文人王世贞的诗学主张。本文从《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文献征引入手,从宗唐与抑宋、气格与诗法、论乐府三个方面,探察李啐光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藉此见出朝鲜文坛对明代诗学的接受,为研究明代中朝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再论《金瓶梅》作者“大名士”说——从《金瓶梅》中李贺的一首引诗说起

《金瓶梅》是一部以仿拟其他文艺作品为创作特色的伟大小说,但是它在仿拟、引用"雅文学"如诗词等素材的时候,却并不是根据第一手的材料,而是根据引述这些诗词的其他通俗文艺作品而进行仿拟、引用。第十一回中对于李贺诗歌《将进酒》的引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金瓶梅》的作者对于正统诗词等"雅文学"(以及真正的上层社会)的陌生,和他对于通俗文艺作品(包括中低层市民生活)的熟悉,使我们有理由质疑:这样的作者尽管不是持"集体创作说"者所称的说书人群体,但恐怕也并非长期以来流传的所谓"大名士"。     

丁耀亢及其《续金瓶梅》

清代小说批评家刘廷玑早就指出,中国小说的创作有一种续书的传统。时至康熙年间,续书之多,已经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就“四大奇书”而言,《三国》有《续三国》、《后三国志》,《西游》也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水浒》有两种《后水浒》,而“《金瓶梅》亦有续书”。刘延玑所说的《金瓶梅》续书,就是指紫阳道人丁耀亢所撰的《续金瓶梅》。其实,早在《续金瓶梅》之前,就有一部名叫《玉娇李》的《金瓶梅》续书问世。据袁中郎说,此     

王世贞的史学贡献——以《嘉靖以来首辅传》为例

《嘉靖以来首辅传》作为王世贞的史学著作之一,因其写法的创新性和材料的丰富性,使其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通过与《明史窃》《明史稿》《明史》对比发现,该书不但为后世相关史籍的编纂提供了直接的修史资料,同时其写作方法也有了进一步创新,即作者以丰富的细节刻画传主的形神,并将对传主的评价寓于史料的取舍之中,既体现了王世贞对史料的精准把握,又显示出了其卓越的史学认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也籍此书进一步展现出来。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当下主要有李渔和冯梦龙两说,然“李渔说”明显不合理,“冯梦龙说”又没有提出证据,故在学界响应极少,反对的意见却很多。笔者最近从明代关于“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以及崇祯本评语中的“情”与汤显祖的“至情”说相当接近等几个方面发现,崇祯本的评改者极可能为汤显祖。并认为崇祯本《金瓶梅》底本是万历本的抄本而非刊本。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试评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语言的看法

人们对《金瓶梅》的语言(下面均简称“金语”)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人时,“金语”更成了各家争论的焦点,意见颇不一致。台湾学人魏子云先生是研究《金瓶梅》的名家。他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思想艺术”和“作者是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石昌渝、尹恭弘两先生在《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前言中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的考证,魏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金瓶梅》原是评话再论

我在《<金瓶梅>原是评话说》论文中曾列举八方面的“内证”,得出以下结论:“《金瓶梅》原来是评话,所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是《金瓶梅》评话的最早的记录者、整理者、加工者和再创造者。他在《金瓶梅词话》成书中的作用,约略相当于施耐庵、罗贯中之于《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