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内涵,而环境治理观念现代化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为此,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及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及运用环境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思考

洞庭湖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当下的洞庭湖区发展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在构想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时,应注重建立生态保护体系,加强环境保护;构建立体交通体系,加快经济发展;发展生态产业体系,突出产品环保;打造生态城镇体系,实现人居和谐。实施中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完善项目资金补偿机制,促进生态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生态建设;实施重点水利枢纽工程,科学调控水情。     

南海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探析

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海洋环境灾害、陆源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种威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基本形成,但仍不够完善,立法内容应当充实和调整,效力等级有待提高,行政执法体制有改革之必要,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亟需创新,南海生态安全保障专门立法属于空白;因此应当完善南海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健全海洋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生态修复制度,完善南海生态灾害应急处理制度,修改生态安全保障的刑事法律,改革南海执法体制。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作出具体部署,明确: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深刻领会和有效贯彻这些重大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科学认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     

西部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基于四川盐矿资源的调查

西部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对于保护西部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现行补偿机制下,资源开发税费较少,涉及生态补偿的内容不明确,市场化补偿机制发育不足,相关部门合作不紧密,不利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因此需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部门协调机制,优化考评机制,培育市场交易和补偿机制,以及构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技术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公众参与机制等配套政策。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税收政策选择

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因此，世界各国陆续制定和调整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的税收政策，构建以生态税制为主要内容的税收新体系。介绍了税收政策对环境保护行为的调节作用以及国内外环保税收政策研究的概况，并分析了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税制途径，最后提出应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并与世界接轨的生态税收体系。     

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针对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不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主要问题,如环境管理部门的权威性缺失,环境执法和管理的独立性弱,以及环境管理绩效评价的淡化和现行财税制度、环境补偿机制的不完善等。首先,应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强化管理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即完善环境管理主体的法律地位,改革现行环境管理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人事、财政管理体制,构建以区域生态环境特点为基础的跨省区环境管理协调机构。其次,应改革现行政府评价体系、财税制度和环境补偿机制,调动各级政府的环保积极性,即切实推动地方政府环境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建设,建立环境保护的专门财税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建国7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分析

在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党和政府70年来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建国70年来我国民族地区从向自然进军发展经济,到兼顾环境保护,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得到全面系统的建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号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已建立了一整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各民族地区也结合当地实际,建立了符合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点的环境保护政策。但从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更高目标看,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今后,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宣教,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形成合力;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构建全域生态平衡系统;创新运用市场经济方式,拓宽环境保护资金来源渠道;推动政策向民族地区再倾斜,足量落实生态补偿费用;改进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制度,从严开展监管执法,督促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贯彻落实。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衔接规则的检讨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反馈下的阶段性成果,虽然初步厘清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混乱局面,但是由于未能精细化和体系化地作出规范设计,仍然不乏笼统和粗糙之处.通过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勾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衔接规则的建构样态及其图景,并以制度系统理论为基础考察在当前规范设计下诉讼制度之间的耦合状况,可以发现同属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制度系统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存在不少制度真空与制度冲突.不仅限缩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制度功能,还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为了进一步实现有效衔接,一方面既要填补磋商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嵌入比例原则限制赔偿权利人诉权行使、明确不予司法确认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完善检察机关的督促功能与协调功能、建立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机制和协商机制.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     

中国环境治理的两种模式:政策协调与制度优化

自古至今,中国环境治理存在两种模式和路径:一是环境史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政策意蕴;二是环境伦理观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制度需求.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司法维度来看,环境治理存在环境政策难以协调推进的问题和环境司法制度更新完善的问题.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颁布实施,为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和制度优化提供了指导方向.环境治理的政策协调,需要遵循超越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主体的要求为理解环境法律政策,具体的运作为环境治理的刑事政策分析和克服相关实施障碍.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是一个环境法治系统工程,需要实现环境治理相关制度的优化和升级.这种制度优化,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价值指导原则,从环境实体和环境程序两个体系,实现对现有治理技术与实践方式的融合.在实体方面,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实现,要求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机制;在程序方面,强调对于环境司法学的重视和对相应程序分类保障机制的倚重.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垂直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权责对称取向

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以及环境治理困境倒逼环保管理体制改革,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实行垂直管理正是结合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应然的理性选择。基于地方政府限权和环保部门放权的分析框架认为,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体制虽然能突破"属地管理"和"双重领导"带来的执法困境,但并不能完全抵制地方政府以其他形式进行合法性行政干预造成的权责不对称。因此,应通过加强"权责匹配"与"执法下沉"协同规避"地方化";突出"责任倒查"与"执法督察"结合强化"行政问责";注重"跨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互动实现"协同治理"等方式动态调整地方政府限权与环保部门放权之间的平衡点,进而实现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权责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