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角下乡村公共空间探析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视角看,受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影响,乡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系列文化不自觉的表征:公共空间强势植入、城市文化霸权、主体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需要以"内生"代替"植入",以"乡土文化"代替"城市文化",以"主体均衡"代替"主体偏向",以"公共性重建"代替"公共性缺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赋能与重塑：数字空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

数字空间是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的虚实共生空间,其互动性、融合性、扩展性、共生性等特质与社会关系的去中心性、目标的可及性、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动态演进性等运行机理,改变了乡村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与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构了依托信息技术推动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数字空间是一把双刃剑,在动力、资源、组织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会由于信息资源的非均衡扩散、数字身份的符号化、部分主体参与能力的弱表现性等局限,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多元动力系统、构建乡村社会文明秩序、促进乡村治理转型。理念、技术、政策是影响数字空间应用开发的核心要素,要深入实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树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建立均衡、包容、共享的数字空间;提高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及农民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在数字空间的渗透率;优化政策体系,为数字空间发展构建良性运行的生态环境,从而提高数字空间与乡村振兴的适洽性,更好实现数字空间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     

“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通过参观、访问调查及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了解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的现状,研究发现这一创建工程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提高了公共参与、激活了公益事业、繁荣了公共文化、净化了乡村风气等。基于传统乡村公共性逐渐消解的现状,从行政举措、利益效应以及村落记忆3个方面分析乡村公共性在"幸福村落"创建中得以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提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根源在于: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实现对接,再辅之以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县域城乡融合的市场公共性建构——基于山东省曹县X镇电商产业的调查

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根基在于产业振兴。分析市场的社会属性及其建构路径,是发展县域市场、促进城乡互融互通的重要议题。文章聚焦探讨市场公共性何以推动产业发展中各参与主体获得发展机会与实现空间拓扑,探索市场建构、扩展城乡互联社会秩序的路径。基于对农村电商产业市场拓展的研究发现：市场通过要素聚合建构了生产秩序,通过分工合作建构了经济和社会交往秩序,通过公共生活参与和规则共识建构了公共精神秩序。市场促成多层级有机互动联合、多元行动主体目标互利共容,将村落、乡镇、县域市场有机链接至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共同体。市场的建构、维系、拓展机制对县域治理秩序的影响不断推动着传统乡村共同体的开放和转型,由此市场扩展社会秩序的公共性机制随之形成。文章通过对电商产业拓展中的市场公共性的探讨,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寻找到一条可以推动的道路,从而形成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的全新局面。     

村庄公共性建设

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公共政策的制度梗阻——以闽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以闽西A村为例,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制度梗阻的原因,如农村养老社会化程度低、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低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等,进而从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政策宣传以及建立健全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去寻求对策以消解公共政策的梗阻。     

促进农村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

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契机等有利因素为合理配置农村公共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行性。要促进农村公共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必须改善农村教师待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教育倾斜;厘清经费投入主体,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善学校配套设施,有效利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使农村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满足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治理

乡村空间均衡布局已是衡量乡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基于乡村发展实践发现,乡村发展仍存在人口空间的离农不离村、土地空间的无序使用、产业空间的利益分离以及公共服务空间的布局失衡等分异问题。究其原因,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形成与乡村发展结构的变迁有着直接联系,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乡村土地规制措施乏力、农民难以共享产业收益、乡村公共服务的城镇取向等都是导致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文章由此提出以机会公平双向保障农民进城返乡、以规范管理完善乡村土地使用规制政策、以价值共创构建乡村产业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因地制宜地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策略,以真正破解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以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缩小城乡差距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思考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两个方面对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影响,一是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差距,二是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决定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城乡之间能否获得均等发展机会,实现公平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共享。因此,建立农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供选择的路径。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农村公共空间的退缩与女性的政治参与——对湖北省S村公共空间的分析与思考

公共空间主要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形式，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舞台。通过对湖北省S村公共空间功能和变迁的透视，发现公共空间在农村退缩已是不争的事实，公共空间的退缩对农村女性政治参与产生了不利影响。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创新

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需求,需创新其制度。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视阈引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即跨乡镇行政区划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优化配置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其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规模效应等方面优势明显,并对基层政府角色和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力求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的新供给机制,弥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实现路径

公众参与城乡规划在我国是一项法定制度,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随着我国公民民主法制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城乡规划知识的广泛宣传,公众参与城乡规划已成为提高城乡规划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要保障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除在立法上明确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内容、范围、方式、途径、责任追究和救济制度等以外,还要加强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教育,提高规划师的整体素能,完善公众参与城乡规划配套制度等。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